中國古人對電磁學的認知與應用

在當今AI產業快速發展時代，電學、電磁學、微電子物理學等促進新質生產力的作用越來越顯著。系統梳理古人在電學、磁學等領域的探索與認知，比較中西方關于早期電學的研究與應用，對于維護文化主權，建設文化強國，促進中國式現代化崛起具有積極意義。

一、對靜電的認知與利用

據現代物理學研究，靜電是物體表面電荷的積聚，通常有接觸帶電、摩擦帶電或者感應帶電三種方式。這些多余的電荷通常是電子，它們在物體間的不平衡分布，造成一個物體表面帶有正電，另一個物體表面帶有負電。在干燥環境中，兩者容易產生靜電放電現象，伴隨著聲音與微光，在暗處尤為明顯。我國古代文獻對于琥珀、玳瑁、人發、獸毛、鳥羽、絲綢等物體因摩擦起電的現象多有記載。

西漢末年，《春秋緯·考異郵》提及“瑇瑁吸喏”。玳瑁是一種海龜類爬行動物，其甲殼干燥后是一種絕緣體，經摩擦能生電，“喏”指草屑之類細小物體。“瑇瑁吸喏”指玳瑁甲殼經摩擦后帶電能吸引草屑，這是最早關于靜電現象的記載。東漢，王充《論衡·亂龍篇》記載“頓牟掇芥”。“頓牟”即“玳瑁”，“芥”指小草種子。頓牟經摩擦后起電，能吸引小草種子。

琥珀作為透明的松樹樹脂化石，自古為人們所珍視，被雕琢成各種裝飾品。《三國志·吳志·虞翻傳》記載：“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虎魄”即琥珀，他在這里明確指出帶電的琥珀不能吸附腐爛的草芥。腐爛的草芥水分含量大，具有導電性。南朝時期，醫藥家兼文學家陶弘景提出“唯以手心摩熱拾芥為真”的琥珀真偽鑒別方法，即用手掌心摩擦琥珀，使之生熱帶電，試其能否吸附輕小物體，以檢驗琥珀的真偽。藥物學家雷敩在《炮炙論》記載：“琥珀如血色，以布拭熱，吸得芥子者真也”，他提出用布摩擦琥珀，使之發熱，看其能否生電吸附輕微物，琥珀的真偽立辨。由此可見，古人已深刻理解靜電現象，并用其鑒別琥珀真偽，彰顯了古人應用靜電的創新性。

西晉，張華（232-300）在《博物志》卷九“雜說上”描述了“磷火”：“斗戰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年化為磷。磷著地及草木如露，略不可見。行人或有觸者，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愈甚有細咤聲如炒豆，唯靜住良久乃滅。后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今人梳頭、脫著衣時，有隨梳解結有光者，亦有咤聲。”

他在這里將磷火的火光聲與梳頭發、解衣服產生的靜電火光聲相提并論。在黑夜里梳理頭發，常能看到梳齒尖端放電亮光，聽到微弱的放電爆聲。在黑夜猛地解脫毛皮或絲綢質料衣服，也能看到閃光，并聽見聲音。他首次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靜電釋放現象。古人很早就觀察到帶電物體尖端放電時，伴有淺藍色光暈。《漢書·西域傳下》記載：“姑句家矛端生火。”王姑句家的士兵看到長矛尖端放電發光現象。干寶《搜神記》記載：“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之攻長沙，……戟鋒皆有火光，遙望如懸燭。”

唐代，段成式在《酉陽雜俎》記載：“貓，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在黑暗中用手逆向摩擦黑貓身上的毛可以看到靜電火花。宋代，張邦基在《墨莊漫錄》記載：“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羽作帚，每幸諸閣，摸龍腦以辟穢。過，則以翠羽掃之，皆聚，無有遺者，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然也。”龍腦是一種制作香料的有機化合物，以孔雀羽毛扎成的翠羽帚可以吸引龍腦碎屑。用帚掃地時，翠羽之間相互摩擦產生靜電，帶電的掃帚吸聚了龍腦碎屑。這也是對靜電吸物原理的利用。

明代，宰相張居正（1525-1582）在文中記載：“凡貂裘及綺麗之服皆有光。余每于冬月盛寒時，衣上常有火光，振之迸炸有聲，如花火之狀。”都卬在《三余贅筆》中記述絲綢摩擦起電現象：“吳綾為裳，暗室中力持曳，以手摩之良久，火星直出。”中國是絲綢的故鄉，古人對這類靜電現象非常熟悉。明代科學家方以智提出布料摩擦起電：“青布衣、大紅西洋布及人身之衣，氣盛者皆能出火。”“氣”即“電氣”，“氣盛”即通過摩擦產生足夠的電量。

在西方，人們對琥珀摩擦帶電現象的記述較少，到17世紀才進行較深入的研究。1600年，英國人W.吉爾伯特(William Gilbert)開始研究靜電，記述了玻璃、硫磺、火漆和寶石的靜電現象。英國人波意耳（1627-1691）在二個小姐的假發上偶然觀察到頭發也能摩擦起電。德國人蓋利克（1602-1686）發現貓皮的起電現象。英國人牛頓（1642-1727）發現絲綢織料的起電現象。這些靜電發現比中國晚得多。

近代科學告訴我們，物體由原子構成。原子包括帶正電的原子核和帶負電的電子，電子繞著原子核運動。通常情況下，原子核帶的正電荷數跟核外電子帶的負電荷數相等，原子不顯電性，整個物體呈中性。原子核里的正電荷數量很難改變，電子卻能擺脫原子核的束縛，轉移到另一物體上，從而改變核外電子帶的負電荷數目。當物體失去電子時，就顯示出帶正電；相反，本來是中性的物體，得到電子后，就顯示出帶負電。在深入探究靜電現象的發現歷程后，中國人在靜電領域的觀察與記錄，不僅歷史悠久，且詳盡豐富，遠遠早于西方。古人還在日常生活中應用靜電現象鑒別琥珀真偽，無不彰顯了中國人在利用靜電研究上的卓越貢獻與深刻洞察。因此，中國人率先發現并系統記錄了靜電現象，這一科學事實不容置疑。

二、對磁的認知與利用

早在二千多年前，隨著制陶、冶銅技術的發展，人們發現了天然磁鐵礦。先秦時期，“磁”寫作“慈”。《管子·地數篇》記載：“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這是我國古籍關于磁鐵礦石的最早記載。《呂氏春秋·精通》記載：“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淮南子·覽冥訓》記載：“以慈石之能連鐵，而求其引瓦則難矣。”《呂氏春秋注》記載：“慈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慈石是一種能吸引鐵的特殊石頭。對于磁石的同性相斥，古人也有所認識。司馬遷在《史記·封禪書》中記載了“磁棋相斥”的游戲。“于是上使驗小方，斗棊，棊自相觸擊。”棊即棋，小方即方形棋子。斗棊，以磁石做棋子，讓在棋盤中相互吸引或排斥。這是最早關于磁體相互作用的記載。劉安《淮南子》亦記載：“慈石拒棊。”這體現了同性磁體相互排斥的原理。

古人利用磁制成指南針，以辨方向。傳說黃帝與蚩尤大戰，發明指南車。《韓非子》記載：“先人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器，“端朝夕”指分辨東西南北四向。北宋曾公亮（999-1078）在《武經總要》中記載：“若遇于景曀霾，夜色冥黑，又不能辨方向，則當縱老馬前行，令識道路，或出指南車及指南魚，以辨方向。”

北宋朱彧《萍州可談》記載：“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這是北宋將指南針用于航海的最早記錄。宣和五年（1123），徐兢奉旨出使高麗，在《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記載：“是夜海中不可住，維視星斗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入夜舉火入舟，皆應夜分。”南宋吳自牧在《夢粱錄》中記載：“風雨晦冥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掌之，毫厘不敢誤差，蓋一舟眾人性命所系也。……海洋近山礁則水淺，撞礁必壞船，全憑指南針，或有少差，即葬魚腹。”

古代堪輿家用羅盤勘察風水，發現羅盤磁針所指南北方向（即地磁子午向）與立表測影所得南北方向（即地理子午向）存在偏差，這種偏差角度稱為地磁偏角。1041年，楊維德在《塋原總錄》記載，指南針指向是在正南（午）與南偏東15度(丙)之間，“中而格之”約7度，這是關于地磁偏角的最早記載。

沈括（1031-1095）在《夢溪筆談》第24卷《雜志》記載：“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偏東，不全南也。”指南針略微偏東。寇宗奭在《本草衍義》中也是這樣記載。13世紀初，曾三異在《因話錄》中寫道：“地螺或子午正針，或用子午丙壬縫針，天地南北之正當用子午。或謂江南地偏，難用子午之正，故以丙壬參之。”“地螺”即羅盤，子午即地理南北方向。明代，朱載堉和徐光啟組織測量地磁偏角。

徐光啟在《新法算術》中寫道：“指南針者，今術人恒用此以定南北，凡辨方正位，皆取則焉。然所得子午非真子午，向來言陰陽者多云泊于丙午之間，今以法考之，實各處不同，在京師則偏東五度四十分。”他進一步指出地磁偏角一般不超過20度，且隨時間、地點而變化，北京的地磁偏角為5度40分。在古代，掌握這個規律，需要經過長期細致觀察，才有可能取得這個成果，真是難能可貴。這比1492年哥倫布橫渡大西洋時發現的地磁偏角早400多年。

古人以磁制門防兇。秦始皇建阿房宮，為防止刺客進入宮內，用磁石造門，歷代文獻對此多有記載。漢代《三輔黃圖》記載：“阿房宮亦曰‘阿城’”，“以木蘭為梁，以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北魏酈道元（472-527）在《水經注·渭水》中記載：“鎬水北，靈臺西，又建磁石門，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為之，故專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隱甲懷刃入門而脅之，以示神，胡亦曰‘卻胡門’。”

唐朝李吉甫(758-814)在《元和郡縣志》中記載：“秦石門在東南十五里，東南有閣道，即‘阿房宮’之北門也，累磁石為之，著鐵甲人者，磁石吸之不得過，羌胡以為神。”阿房宮磁石門是世界上第一個磁性安檢警衛裝置，后世得以推廣應用，甚至在野外扎營的轅門口安裝磁石門。北周庾信《從駕觀講武》寫道：“開營雁翼，門嫌磁石礙。”此外，磁石門也用于戰爭中御敵。《晉書·馬隆傳》記載，晉武帝泰始年間，大將馬隆與羌人打仗，“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壘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為神。”羌軍披鐵鎧，鐵鎧被磁石所吸，行動不便；晉軍披犀甲，不被磁鐵吸附，行動無礙。羌軍戰敗，不明晉軍獲勝的奧秘，以為有神助。明代黃道周贊曰：“磁石旁拖，羌甲被束。我兵披犀，盡驚神速。”

我國陶瓷業歷史悠久，產品做工精細，質量上乘，優質釉料是制作陶瓷的關鍵。工匠用磁石在釉水缸中旋轉，吸附并祛除釉料液中的氧化鐵、氧化鈦雜質，以這種工藝所得的優質釉料燒制瓷器可提高成品的潔白度和透明度。清朝，朱琰在《陶說》中記載：“回青捶碎，有朱砂斑者曰上青，有銀星者曰中青，每斛可得青三兩。敲青后，取奇零瑣碎，入注水中，用磁石引雜石。澄定，每斛可得真青五六錢。”

此外，古人還以磁石治病。《周禮·天官·瘍醫》記載：“凡療腸，以五毒攻之”，“五毒”指“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的“慈石”即磁石。《神農本草經》記載：“慈石，味辛寒，主周痹風濕，肢節中痛，不可持物，洗之酸消，除大熱煩懣及耳聾。”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慈石三十兩，白石英二十兩，搥碎，甕盛水二斗，浸于露地，每日取水作粥食，經年氣力強盛，顏如童子。”這是關于飲用磁化水可強身健體的最早記載。明代屠隆《考槃余事》卷四《起居器服箋·枕》也有以磁石增強視力的記載：“有磁石者，如無大塊，以碎者作成枕面，下以木鑲成枕，最能明目益睛，至老者可細讀書。”

三、古人聽筒是電話電報的雛形

在中國，竊聽作為獲取秘密情報的手段，由來已久。《左傳》已有關于情報竊聽的記載，周文王謀巨呂牙設“耳目”，專司“聽風聲，觀動靜”。《管子》記載：“墻有耳，伏寇在側，微謀外泄之謂也”，強調要加強保密防范竊聽，“隔墻有耳”出典于此。戰國時期，竊聽刺探秘活動頻繁。《墨子·備穴》記載了聽甕的制造和使用方法。將一口小肚大的陶甕埋于地下，甕口蒙以薄皮革，耳貼近皮革，可聽到方圓數里內的動靜，這可謂最早的竊聽裝置。此后，聽甕不斷得到改進，成為有效的竊聽工具。

沈括《夢溪筆談·器用》記載了一種以空心精瓷制造的偵聽器，稱為“地聽”或“箭囊聽枕”，其原理是“虛能納聲”。宋代張邦基《墨莊漫錄》記載：“予見淮西村人多作炙手歌。以大長竹數尺，刳去中節，獨留其底，筑地逢逢若鼓聲。男女把臂成圍，撫髀而歌，亦以竹筒筑地為節。”他在這里描寫的是鄉民歌舞的場面，以竹筒碰地代替擊鼓，以控制歌舞的節奏。人們還將去節竹筒直埋于地中，留一段竹筒露出地面，以耳朵對著竹筒諦聽，就能聽見遠處人馬聲。這種地聽器，亦稱為“竹信”，可實現長距離地傳送聲音。

明將戚繼光曾“以竹筒貫地穴而耳之。”竹信也可置于水中做成水聽器，用于捕魚。古人在黃花魚（即石首魚）魚汛到來之時，將去節長竹筒插入水底，聽到水下魚群活動的聲音，可判斷魚群出現的方位和數量。明代田汝成在其《西湖游覽志余》卷二五中記載：“杭人最重江魚，魚首有白石二枚，又名石首魚。每歲孟夏，來自海洋，綿亙數月，其聲如雷，若有神物驅押之者。漁人以竹筒探水底，聞其聲，乃下網截流取之，有一網而舉千頭者。”

明人王士性在《廣志繹》中也有類似記載。他言及寧波、溫州等地漁民以巨艦下海捕撈之情形。魚汛之時，“魚如山排列而至，皆有聲。漁師皆以篙筒下水聽之”。清人郭柏蒼在《海錯百一錄》中寫道：“或以洋山魚能鳴，網師以長竹筒插水聽之，聞其鳴，則下網。”竹筒的功能類似現代的“聲納”。可見，最晚在明代，古人已發明了以去節竹筒探聽水下魚聲的技術，并沿用至今。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袁枚撰寫志怪小說《子不語》，“江秀才寄語”提及“千里傳音”。江秀才是江西婺源人，本名江永，“能制奇器”。他用木牛耕田，騎木驢郊游，木牛木驢都“不食不鳴”，隨他的指揮而行動。他還制造一種傳聲“奇器”：這種裝置是用竹筒做的，中間用玻璃做一個蓋子，有鎖，必須用鑰匙才能打開。打開蓋子后，“向筒說數千言，言畢即閉”，然后蓋好蓋子鎖上，只要距離在千里之內，“人開筒側耳，其音宛在，如面談也”，一旦超過千里，“則音漸漸散不全矣”。

《清稗類鈔》詳細記載了傳聲筒的制作方法。準備兩個紙杯、一根長棉線、一根針。在兩個紙杯底部中間各打一個小孔，將細線的兩端分別穿過紙杯的小孔，并在線端打結，使線不脫落。將線要拉直，一人將杯子放在嘴邊說話，一人將杯子放在耳邊聽，就可以聽到對方說話的聲音了，這就是土電話。其發聲的原理是通過線傳播振動。從竹管竊聽器到電話，只要加入電的應用，就自然而成了。國際電報聯盟ITU出版《電話一百年》，認為“竹信”是電話的雛形。

中國人早就知道并利用電、磁的相關原理。據《東西學書錄》“卷下，電學，三十六”記載：“所謂磁電者，即磁石引針，同類有相感之理焉。法以軟鐵條與磁石相切。所謂干電者，以二物磨擦而生焉。因琥珀吸芥、玻璃吸紙之理推之，乃試推引定正負，測傳阻，驗收放，相磨相擊而干電生。所謂濕電者，乃金類感化而成，如以異類二金片，如鋅與銅，浸淡硫強水中，即成濕電。”從產生方式，將電分為磁電、干電、濕電三種，符合中國人的認知習慣。

明末清初，中國人在聽筒的基礎上，以磁石生電的電流傳導聲音，發明電話，就不足為怪了，只是西方人不知道或故意隱瞞而已。據金永森《西被考略》記載：“中國字有六體，音義兼備。西洋文字以音相傳，僅知諧聲，久則變易，流傳失實，紀事不詳，近人論之已悉，如‘德律風’見查氏《人海記》，康熙時已有此物，而西人不知。”“德律風”即電話英語telephone的音譯。

電報也可能最早出現在中國。1899年，徐維則《東西學書錄》“卷下，電學，三十七”記載：“其用之于通信者，曰電報。其法用木盤一，裝指南針，先用二銅絲，一通陰電，一通陽電，俾陰、陽二電線交接于木盤之指南針。電到，則針瑟瑟移動。傳報時，兩處各置一盤，以為發接，盤面各書號碼，送報者搖針指碼，而此感彼應，萬里若比鄰矣。其讬線之瓶必以磁罐，蓋金鐵引電，而磁器隔電。此電報之用也。”電報的工作原理并不復雜。明末清初，古人在了解電學的基礎上，會自然認識到這個原理。玻璃、松香、指南針都是中國常見之物，陰電、陽電的定義，用“氣”解釋“電”，都是中國元素。

1903年《西學關鍵》“卷六，磁電學，二十九”：“問：電報之機何如？答：西人創電報之機業有多種，初制針盤，如鐘面，以二十五字母書盤上，軟鐵推針旋轉，以指某某等字，其法不甚靈，故今不用。又有用二十五鉛字母者，亦覺重笨，現在用白紙繞于輪軸，電針觸紙上，計其點數，便知所代為何字或代碼數幾何。近有人能于紙上繪花卉人形，唯不甚精美，倘日后得寫字之法，則報事尤易矣。”中國人發明的電報之法，因漢字有偏旁部首，組合容易，傳遞信息通暢。西人學習此法卻遇到困難。他們將25個字母書寫在盤面上，通電后以軟鐵推動指針以指某字母，結果此法不甚靈便，只能棄之不用。改成25個鉛字母，也因笨重，效果不佳。最后才想到以電針觸白紙計其點數的法子。

《西學關鍵》傳言為英國人勃利物所著，他從未來過中國，書中卻出現大量歐洲沒有的竹、笙、簫、瑟等中國獨有元素。1866年《格物入門》“卷四，電學下章，論電報，四十一”記載：“問：濕電之用，何為最大？答：通音信也，故名千里信。又名法通線，又名電報。”由此可見，中國人最初發明電報時，稱其為“千里信”或“法通線”。這種命名方式帶有濃郁的中國風格。

美國傳教士丁匙良在《格物入門》“卷四，電學下章，論電報”：“問：電報始于何時？答：非由一人，非出一時，遂致若是之精巧也。”他強調，電報的發展不是一人之功，也不是一時之力，是眾人之力不斷改進而來。現代西敘事卻說美國畫家塞繆爾·摩爾斯（Samuel Morse）于1835年研制出電磁電報機樣機，創造一套將字母及數字編碼的摩斯電碼，1837年申請專利，被譽為“電報之父”。丁匙良是美國傳教士，與摩爾斯生活在同一時代，都是美國人。如果摩爾斯真的發明了電報，他肯定會大書特書，極力推介，絕不會三緘其口。由此可見，摩爾斯是否發明了電報也值得懷疑。

四、中國是電磁學之源頭

傳言由美國西醫瑪高溫口譯、中國學者王韜筆錄、于1851年在寧波出版的《博物通書》在“第五章電氣連吸鐵”闡述了“電流產生磁場”的實驗：“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間，西洋人深究其理，將五金電器上增、減兩銅線平接于指南針上。增線在南，減線在北，則針之北極必轉而向西。接于針下，必轉向東……蓋針之南、北極欲繞增、減二線而旋卻又左右不同之故。”這個實驗驗證了“通電導線周圍的指南針會旋轉”的規律，這也是早期的“直流電動機”實驗。這里提到一個特別的年份“1817年”。在這一年，傳教士在中國發現了電學實驗的科技信息，將情報資料寄回西方，幾年后歐洲便興起了電磁學。

1820年，丹麥人奧斯特“意外”發現了“導線電流引起小磁針偏轉”的現象。消息傳至巴黎，安培如獲至寶，重復其實驗，向巴黎皇家科學院提交論文，論述“磁針轉動方向與電流方向的關系”，這也是電磁學中判斷電流和磁場之間關系的“右手定則”。一周后，他又向皇家科學院提交論文，論述了“平行載流導線之間的相互作用”。他發現兩個通電流的螺線管如同兩個條形磁鐵，會相互吸引或者排斥。1822年，安培闡述了電流產生磁力的基本定律，即“安培定律”。1831年，英國科學家法拉第發現電磁感應現象。梳理這些時間節點，就會發現，現代西方電磁學正來自中國。

在中國，具備首創發電設備的理論知識與制造材料。中國人在發現靜電與靜磁存在互相感應現象后，知道了電生磁、磁生電的規律，繼而發明磁石發電設備，順理成章地寫出“通電導線周圍的指南針會旋轉”的定則。西方發現“磁生電”和“電生磁”的順序搞反了，不符合以電磁感應制造發電機的順序。西方對導體、絕緣體等相關知識毫無積累，不知道使用金屬導線導電。這表明西方是通過中國發明的電池、發電機才認識了“電”，再以通電知道了“電生磁”。西方不可能是發電機的“原創者”。西人關于電磁學的發明創造存在大量自相矛盾的表述，那些由傳教士“口譯”的《博物通書》等著作充斥著“氣”“電荷”“琥珀”“吸鐵石氣”“通電導線”等中國元素，并且用中文寫成，正說明了這些電學發明創新源自中國本土，而不是西方傳教士所賜！

五、“電學中源說”由來已久

明末清初，黃宗羲首倡“西學中源”說：“嘗言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方以智在《游子六<天徑或問>序》一文中論述了中國古代天文歷法，并寫道：“不知其皆圣人所已言也。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王錫闡多次論述“西學中源”：“今者西歷所矜者不過數端，疇人子弟駭于創聞，學士大夫喜其瑰異，互相夸耀，以為古所未有，孰知此數端者悉具舊法之中，而非彼所獨得乎!”

康熙曾在《三角形推算法論》文中寫道：“歷原出自中國，傳及于極西。西人守之不失，測量不已，歲歲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術也。”1711年，康熙帝巡視河工，與直隸巡撫趙宏燮談及丈量田地之法：“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經》。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國算法，彼稱為阿爾朱巴爾。阿爾朱巴爾者，傳自東方之謂也。”康熙認為西洋算法、歷法都是從中國傳去的，西學的源頭在中國。

1721年成書的《數理精蘊》寫道：“湯若望、南懷仁、安多、閔明我相繼治理歷法，間明算學，而度數之理漸加詳備。然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流傳。”天文學家梅文鼎亦強調：“古人歷法流傳西土，彼土之人習而加精焉爾。”乾嘉學派興盛時，阮元、戴震等大力宣揚“西學中源”說。阮元在1799年編成《疇人傳》，多處論述“西學中源”，影響深遠。1882年，查繼亭重刻《疇人傳》，強調“西法雖微，究其原，皆我中土開之。”由此可見，西學東源之說起于清初，康熙帝亦積極參與，影響深遠。

清末，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電磁學知識日漸普及，在“西學東來說”基礎上又出現“電學中源說”。黃遵憲在《日本雜事詩·其五十四》中將西學與墨學相關聯，談到“電學中源”：“中國之言電氣者又詳矣。近同文館丁韙良說電氣道本于磁石引針、琥珀拾芥，凡彼之精微，皆不能出吾書。第我引其端，彼竟其委，正可師其長技。”

晚清“經世文編”將電學源頭追溯到中國古代。1901年麥仲華《皇朝經世文新編》收錄清朝總理衙門頒布的《覆奏設立官書局摺》：“天學、化學、氣學、光學、電學、重學，皆見中國載籍。試取《管》《墨》《關》《列》《淮南》諸書，以類求之，根原具在。可知西學者，中國固有之學。西人踵而行之，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耳’。”文中將西學諸多學科上溯到古代典籍中，指出西學是中國歷史文本的衍生物，而非西方近代科學實驗發展而來。1902年《皇朝經世文編五集》收錄《近年各省書院改課實學得旨施行并所擬章程》，提出：“西學之精，莫非原本中國”，“重學、光學、汽學、化學、電學諸大端，散見于周秦各書，尤不可殫數。”1902年版《皇朝經世文四編》收錄《論西學》，提出唐末宋初的道家文獻“《關尹子》‘石擊石生光，雷電緣氣以生，亦可為之’，是即電學。”

據上海格致書院“課藝匯編”資料，學生們在回答“格致之學中西異同論”時，大多引用中國古籍論述“電學中源”。彭瑞熙回答道：《經》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百物露生。”《關尹子》曰“石擊火生光，雷電緣氣而生，可以為之。”《淮南子》曰“頓牟掇芥、磁石引針之類，中國之言電氣者詳矣！不過藥物配合，久失其傳耳。鐘天緯認為電學“然其端則仍中國發之。中國以琥珀拾芥，西人因之推究其理，名之琥珀電氣。”李鼎頤在答“圣人有四府論”時寫道：“《易》言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百物露生。則電學所由祖也。”“西方格致之學，源于中國，有書可證，皆見于經典。是格致之學，何莫非圣人啟其先！”

現代人們普遍認為，電學誕生于西方近代科技大爆炸時代，未經歷漫長發展期，突然興起。中國的電學完全是舶來品，通過引進借鑒西方研究成果而得以發展。究其實，中國古人對電和磁的認識和利用由來已久，文獻記載歷歷在目，學者溯源孜孜以求，中國可謂現代電磁學的真正源頭，卻被無意地忽略了，甚至被故意埋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