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十年禁漁

36種漁具為何要禁用

戴小巍

《長江流域重點水域禁用漁具名錄》規定了長江流域重點水域10大類36小類禁用漁具，主要是對那些捕撈強度大、捕撈對象選擇性差、對水生生物重要生活史階段和重要水生生物種類威脅較大的漁具種類進行限制，有效加強了長江水生生物資源保護。

長江流域重點水域相關禁用漁具圖示

第二類 圍網之單船圍網作業圖

第四類 地拉網之船布有翼單囊地拉網作業圖

第六類 敷網之攔河撐架敷網作業圖

第七類 陷阱之導陷建網陷阱作業圖

第八類 釣具之擬餌復鉤

第九類 耙刺之錨鉤

第十類 籠壺之定置延繩倒須籠壺作業圖

生境修復通常成本高、見效慢，需要較大規模實施才能看見效果，所以辦案中，專業機構提出的修復意見一般會以生物資源修復方案為主，通過在涉案水域放流成魚和幼魚的方式修復魚類資源。

“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呂氏春秋》這段話告訴人們，對自然要取之以時、取之有度。但是，長江作為世界上水生生物最豐富的河流之一，近年來遭到嚴重破壞，珍稀特有物種全面衰退，經濟魚類資源接近枯竭。為從根本上緩解長江生物資源衰退和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危機，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戰略全局高度和長遠發展角度，作出了自2020年1月1日0時起開始實施長江“十年禁漁”的重大決策。

早在2017年1月，原農業部就發布了《長江干流禁用漁具目錄》，將14種漁具納入長江干流全面禁止使用的漁具范圍。為進一步提高執法辦案效率，2021年10月，農業農村部發布《長江流域重點水域禁用漁具名錄》(下稱《名錄》)，將原有的14種禁用漁具細化和拓展至10個類別36種，明確了漁具名稱、結構和作業方式、危害性等。

36種禁用漁具有哪些特點？對生物多樣性造成的損害到底有多大？受損生態如何進行有效修復？面對受損生態，檢察機關作了哪些努力和探索？

36種漁具危害觸目驚心

破壞幼魚資源、破壞底棲生態、阻擋魚類洄游……

“網目尺寸小，對捕撈對象的選擇性差，對幼魚資源破壞嚴重……”記者注意到，《名錄》對禁用漁具危害性的說明中，除了“捕撈強度大”以外，“對幼魚資源破壞嚴重”一詞出現的頻次最多，共出現了6次，涉及到5大類14種禁用漁具，這5大類是：籠壺、圍網、地拉網、敷網、張網。

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長江水產研究所(下稱“長江水產研究所”)的朱峰躍博士告訴記者，幼魚資源是確保長江生態可持續發展和生物多樣性的關鍵所在，破壞幼魚資源，會直接阻遏漁業資源的正常補充過程，造成漁業資源急劇衰退；如果幼魚資源被破壞，那么長江流域的生物多樣性和完整性也就無從談起。

湖北省檢察機關提起長江“十年禁漁”行政公益訴訟第一案后，法院支持了檢察機關的訴訟請求，確認老河口市農業農村局未能對漢江老河口段地籠網捕魚等非法捕撈現象履行監督和管理職責。

2019年9月12日，老河口市檢察院接到舉報稱，漢江老河口段水域內投放有大量地籠網。檢察官迅速趕到漢江兩岸實地調查，發現在漢江王甫洲段淺灘處，人為投放了大量地籠網。隨后，老河口市檢察院向市農業農村局發出檢察建議，要求其加強監督執法力度。2020年2月至4月，檢察官對漢江老河口段府洲村水域進行了實地勘查，發現在淺灘水域仍有不少地籠網，隨機打撈上船的地籠網中有大量死亡和腐爛的幼魚幼蝦，也有活魚活蝦。2020年7月6日，檢察機關依法提起了行政公益訴訟。

這起案件中的地籠網，在《名錄》中對應的是第10大類第35和第36小類的籠壺。

籠壺俗稱地籠、蟹籠、蝦籠，籠壺作業是根據捕撈對象習性，設置洞穴狀物體或籠具誘其入內。《名錄》中禁用的籠壺分為兩類，分別為定置(串聯)倒須籠壺和定置延繩倒須籠壺，無論是哪一種，禁用的標準都是“網目內徑尺寸小于30毫米”。

湖北省農業農村廳漁業漁政處副處長雷良偉告訴記者，在長江流域湖北段，籠壺是非法捕撈中很常見的一種禁用漁具，其危害性就是對幼魚的破壞程度很大。由于網目極其細小，作業時對魚類大小、種類沒有選擇性，會將水體中的仔稚魚、幼魚一網打盡，阻礙魚類種群的正常補充過程，嚴重威脅到長江流域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威脅可續持發展的表現遠不止“對幼魚資源破壞嚴重”一種形式。雷良偉說，36小類禁用漁具中，拖網、耙刺等2個大類5個小類的禁用漁具會“破壞底棲生態”，從而嚴重危害長江流域生態環境。

據了解，底棲動物是淡水生態系統的一個重要生態類群，主要包括寡毛類、軟體動物和昆蟲幼蟲等，具有促進有機質分解、加速自凈過程等作用，是維持健康生態系統的關鍵成員。在漁業上，底棲動物是魚類等經濟水生動物，如中華鱘、鰻鱺、青魚、河蟹等的天然優質食料。在水環境監測上，底棲動物已成為有機污染的重要指示生物，起到水下哨兵的作用。

上海鐵路運輸檢察院就辦理過一起運用拖網捕魚、破壞底棲生態的案件。

2020年6月至7月初，張某等9人經事先通謀，多次在長江上海段等水域，分別實施非法捕撈、運輸、銷售等行為，累計捕獲漁獲物600余斤。7月13日，張某等人根據事先約定，在向錢某等5名漁民收購完漁獲物、準備運往銷贓地的途中被民警抓獲，民警當場查獲94箱漁獲物，總重量1200余斤。經評估，錢某等5名漁民捕撈時使用的漁具均為禁用漁具。最后，涉案9人被分別判處六個月至十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該案承辦檢察官告訴記者，錢某等5名漁民捕撈時使用的漁具均為單船有翼單囊拖網，由網翼、網身、網囊、綱索與屬具等組成，網囊最小網目尺寸在17毫米至42毫米不等。作業時，單船拖曳漁具，使用網板作為網具水平擴張裝置，在其經過的水域將捕撈對象拖捕入網，達到捕撈目的。

“拖網的捕撈對象以底層和近底層生物資源為主，其特點在于能靈活自主地拖捕大量水生生物資源，捕撈效率較高、捕撈強度大，但危害性也顯而易見。”據長江水產研究所有關專家介紹，漁民將網板與網具相連后形成的“底拖網”捕撈方式，會顯著改變水域原有的魚類群落結構和底棲生態環境，破壞水生生物群落的穩定，所以也被稱為“絕戶網”。

這位專家告訴記者，此次公布的10大類36小類禁用漁具，主要是對那些捕撈強度大、捕撈對象選擇性差、對水生生物重要生活史階段和重要水生生物種類威脅較大的漁具種類進行限制，有效加強了長江水生生物資源保護。

破壞遠比修復容易得多

理想狀態下的生態修復應該包括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修復兩部分

“從修復非法捕撈導致的生態影響角度來說，理想狀態下的生態修復應該包括生境修復和生物資源修復兩部分。”朱峰躍告訴記者，生境修復通常成本高、見效慢，需要較大規模實施才能看見效果，所以辦案中，專業機構提出的修復意見一般會以生物資源修復方案為主，通過在涉案水域放流成魚和幼魚的方式修復魚類資源。

日前，武漢市新洲區檢察院提起的王某元等4人涉嫌非法捕撈水產品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宣判，王某元等4人被判處拘役六個月至有期徒刑一年九個月不等，追繳違法所得，并被責令在案發水域放流成魚8557千克、幼魚約500萬尾。

檢察機關查明，武漢市新洲區的王某元在2016年制作了一張禁用的“攔河大毫”網具，其后每年都使用該網具在沙河(系新洲境內三條主要河流之一，為長江支流)新洲區辛沖街河段非法捕撈。2020年8月，王某元邀約王某祥、王某生、熊某等人，趁夜晚或凌晨使用“攔河大毫”網具在沙河新洲區辛沖段非法捕撈河中野生魚類。8月19日，王某元使用該網具在沙河捕撈時被相關部門現場查獲。經查，按起網次數計算，王某元等人當月非法捕撈13次，其中10次有漁獲物，非法捕撈漁獲物1.6萬余斤。

據該案承辦檢察官盧永慧介紹，“攔河大毫”對應的是《名錄》中的第6大類第20小類的“敷網”，俗稱“迷魂陣”，其對漁獲物的適用性十分廣泛，嚴重阻遏布網水域水生生物種群的正常補充過程，過高的捕撈強度有致使漁業資源發生衰退的風險。該案中，攔河網以徹底隔斷沙河的形式布設，完全阻斷了經沙河上溯下行的魚類洄游路線，由于魚類上溯或下行時大多處于繁殖期或早期發育的關鍵階段，因此以隔斷形式布設的攔河網對魚類種群具有嚴重的負面生態影響。

經長江水產研究所評估，該案非法捕撈造成成魚潛在總損失量為8557千克，間接損失換算為幼魚損失量合計為約500萬尾，水生植物、餌料生物損失量難以估量。

據盧永慧介紹，“放流成魚8557千克、幼魚約500萬尾”是長江水產研究所提出的修復意見，并被檢察機關采納。

記者注意到，加上成魚和幼魚，要求增殖放流的重量實際上大于王某元等人非法捕獲的重量。這是為何？

“破壞遠比修復容易得多。”朱峰躍說，對受損生態的評估需要準確把握生態損失和經濟損失的關系，專業評估的過程實際上并不重點關注放流生物的經濟價值，而是關心放流生物的種類和規模是否與非法捕撈導致的生態損失對等，但如果把評估結果建議的放流魚種換算成經濟價值，往往會遠高于實際涉案漁獲物的經濟價值。“這也提醒我們，非法捕撈造成的生態損失量遠不止我們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簡單。”

他進一步解釋道，修復過程中，放流種類和規模的搭配比例會被特別考量，有時放流種類并不是涉案漁獲物種類，這主要是基于案發水域魚類群落結構的現狀、區域水生生物資源養護和發展的大方向以及放流魚種的生態安全性和可獲得性綜合考慮得來的，同時對于放流魚種也會特別提出應購自具備相應資質的原良種場的要求，以避免出現用退化的人工養殖群體去修復天然群體的行為。

“生態檢察”夯實保護屏障

最高檢堅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帶領各級檢察機關依法充分履職，踐行恢復性司法理念，為長江“十年禁漁”提供有力“檢察助攻”

護佑一江清水浩蕩東流，檢察機關責無旁貸。

2021年3月31日，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四地檢察機關通過視頻連線方式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2020年以來四地檢察機關通過發揮檢察職能促進和保障長江流域禁捕工作情況。2020年以來，四地檢察機關聯合開展了環太湖流域生態環境保護三年專項行動、長江十年禁漁專項行動，聚焦淀山湖、太浦河等重點跨界河湖開展聯合巡航、聯保共治，推進流域“河湖長+檢察長”制度全覆蓋。

上下一體，加大辦案督導指導力度；加強跨流域生態環境協同治理，形成長江保護“一盤棋”；加強跨部門協作，推動構建多元共治格局；注重探索創新，完善生態環境公益保護機制……最高檢堅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帶領各級檢察機關依法充分履職，踐行恢復性司法理念，為長江“十年禁漁”提供有力“檢察助攻”。

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農業農村部聯合印發《依法懲治長江流域非法捕撈等違法犯罪的意見》。為準確理解和適用刑法、長江保護法、漁業法及相關法律解釋規定，最高檢分別于2020年12月、2021年2月印發《檢察機關辦理長江流域非法捕撈水產品案件刑事檢察工作座談會紀要》《檢察機關辦理長江流域非法捕撈案件有關法律政策問題的解答》。2021年11月，最高檢發布“檢察為民辦實事”之檢察機關依法懲治長江流域非法捕撈水產品犯罪典型案例。

長江流域涉及多個領域、多個部門、多個地方，實踐中，各地檢察機關因地制宜，積極推進構建污染治理、生態修復、資源保護的生態檢察工作格局，致力于構筑起一道守護長江生態環境的檢察屏障。

在擁有最長長江干流的湖北省，該省檢察機關成立了“打擊長江流域非法捕撈專項整治行動”工作領導小組，制定了專項整治行動實施方案，同時充分履行公益訴訟檢察職能，推行“非法捕撈現場庭審+增殖放流+綜合治理”工作機制。長江“十年禁漁”以來，該省檢察機關通過檢察履職督促相關行政機關沒收地籠網133套、非法捕撈工具340套，增殖放流魚苗約1600萬尾、成體魚約1萬千克，通過現場庭審及放生等活動，做到查處一案、警醒一片。

日前，湖北省檢察院和湖北省河湖長制辦公室聯合印發了《關于建立“河湖長+檢察長”協作機制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決定在全省建立“河湖長+檢察長”協作機制，充分發揮公益訴訟檢察工作在水生態文明建設中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強化河湖長制，共同推進長江大保護。

《指導意見》實行后，湖北省、市、縣三級將分別建立“河湖長+檢察長”協作組織體系，各級檢察長協同河湖長共同推進河湖治理管護工作。全省各級檢察院與河湖長制辦公室及相關責任單位協作聯動，可實現法律監督與行政監管有效銜接，嚴厲打擊各種破壞河湖環境資源違法行為，督促行政機關依法履職，督促相關責任人依法對河湖環境資源進行修復或賠償，將切實為推進長江“十年禁漁”提供有效制度保障。

重慶市檢察機關全面推行“長江生態檢察官制度”，全市三級檢察院全覆蓋設立44個長江生態檢察官辦公室，明確工作職責，構建職責清晰、上下對應、運行順暢的長江生態檢察官辦公室組織體系，實現縱向一體、橫向協同、聯動履職；制定《長江生態檢察官辦案規程》，開發“長江生態檢察官辦案大全”工具軟件，確保長江生態檢察官工作高標準、高起點推進。重慶市各級檢察院明確專門人員從事長江生態檢察官辦公室工作，充實專門辦案人員288人，篩選其中9名政治素質高、專業能力強的骨干人才，組建長江生態檢察官辦案團隊，對重大疑難復雜案件，跨行政區劃抽調優勢力量辦理。

重慶市檢察機關還探索“以勞代償”等生態修復新方式，對部分無經濟賠償能力的公益訴訟案件侵權責任人兼顧原則性與靈活性，將判繳生態賠償金的訴求合理調整為“以勞代償”“生態替代性修復”等更具可操作性的生態修復方式，力爭辦案效果最大化。

“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在“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指引下，在檢察機關的有力“助攻”下，以十年為期，今日飽受無魚之苦的長江，未來必將重現“魚蝦自舞，但一舸蘆花，數聲霜笛，鷗鷺自來去”的美好景象！

(本報記者林中明、侯映雪亦有貢獻)

來源： 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