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清代于敏中等人的《日下舊聞考》卷八十記載，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把海淀掛甲屯北部明朝皇戚的廢墅賜給當時的皇子胤禛，即后來的雍正皇帝（清世宗），并賜園額為圓明園。雍正三年（1725），雍正皇帝著手全面修葺圓明園，除了對園林游憩部分的調整完善外，他還在園子的南部建造了宮殿和侍值大臣們的辦公朝署，圓明園就同時具有了聽政和游憩的功能，成為與紫禁城不分軒輊的政治中心。從此，園居成為清廷的風尚，皇帝每年正月郊祭之后就移居園中，直到冬至大祀才回到大內，園居時間占一年的三分之二。

在此前一年，即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為了修葺圓明園，命新任山東濟南府德平縣知縣張鐘子、潼關衛廩膳生員張尚忠為圓明園查看風水。查看風水是古代興造土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尚書·盤庚》中的“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詩經·公劉》的“既景乃岡，相其陰陽”，《周禮·地官司徒》的“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等記載都證明了這個傳統由來已久。二人奉命將勘察結果寫成《山東德平縣知縣張鐘子等查看圓明園風水啟》呈報皇上，這個奏折成為圓明園修葺的重要依據，也是后人研究古代皇家園林營造理念的寶貴資料。

奏折首先肯定了圓明園完美的風水格局：“圓明園內外俱查清楚，外邊來龍甚旺，內邊山水按九州爻象、按九宮處處合法。”隨后，分別從外形、山水、爻象、祿馬貴人等方面進行了闡釋。

圓明園的形勢“自西北亥龍入首，水歸東南，乃辛壬會而聚辰之局，為北干正派，此形勢之最勝者。”圓明園龍脈和水系的形勢都是很理想的。之所以說它是“形勢之最勝者”，理由首先是圓明園西北高、東南低的地勢以及水系走勢和“天下之大勢”是相吻合的：

“據《赤霆經》云：‘天下山脈發于昆侖，以西北為首，東南為尾，幽冀為左臂，川蜀為右臂，豫、兗、青、徐為腹，黃河為大腸，江淮為膀胱，此天下之大勢。’園內山起于西北，高卑大小，曲折婉轉，俱趣東南巽地；水自西南丁字流入，向北轉東，復從亥壬入園，會諸水東注大海，又自大海折而向南，流出東南巽地，亦是西北為首，東南為尾，九州四海俱包羅于其內矣。”

其次，從爻象看，“正殿居中央，以建皇極八方拱向。正北立自鳴鐘樓，樓高三丈，以應一白水星；西北乾地建佛樓，以應六白金星；東北艮方臺榭樓閣系天市垣，以應八白土星，此三白之居北方也。正南九紫建立宮門，取向明出治之意。第一層大宮門系延年金星，玉石橋北二宮門系六煞水星，大殿系貪狼吉星，以理事殿佐之，木火相生，此九紫之居正南也。西南坤位房雖多，不宜高，以應土星；東南巽地乃文章之府，建立高樓以應太微，此二黑四綠分列九紫之左右也。正東震方田疇稻畦，且東接大海，汪洋以潤之，以應青陽發生之氣，辛方樹燈桿，巽納辛以應天乙、太乙，庚方建平臺，土來生金，此七赤三碧之所以得位也。

八卦以河圖為體，取用則從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皇極居中，八方朝拱，《洪范》九范，實出乎此，此園內爻象俱按九宮布列，豈敢妄議增減”。這一段文字詳細說明了圓明園營造的理念， 即依據洛書九宮格局布置景觀要素，一來符合風水理論，二來又與象征天下的九州爻象相對應，其完美使人“豈敢妄議增減”。

最后，奏折又用“祿馬貴人”說再次證明園址的形勢完美：“祿馬貴人原系形家小數，然按之亦無不合，水歸東南巽地，山起西北乾方，乾納甲巽，納辛以辛，為馬以甲，為祿以丁，癸為貴人，辛有燈桿，甲有大海，丁癸有來水，祿馬貴人同步玉階。上合天星，下包地軸，清寧位育，永鞏皇圖。謹啟。”

不過，如果與圓明園平面圖詳加對照就會發現，奏折中正大光明殿“正殿居中央”的說法與該殿在園中的實際位置并不相符，而且隨后所逐一列舉的八個方位上的建筑，如正北自鳴鐘樓、西北佛樓、東北艮方臺榭樓閣、正南宮門等也不處于規則的九宮格內，它們只是在方位上大致符合九宮格局。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南部從大宮門到正大光明殿一線的朝宮建筑群北部，即園區中軸線后部的九州景區，卻能分明地找到一個非常規則的九宮平面，這個平面的中央是后湖，圍繞后湖是九個小島，分據中宮外的八宮。每個小島上都有一座建筑，其中，上下天光和慈云普護共同占據九宮北部坎位方格，碧桐書屋居東北艮位，天然圖畫居正東震位，鏤月開云居東南巽位，九州清晏居南方離位，茹古涵今居西南坤位，坦坦蕩蕩居西方兌位，杏花春館居西北乾位，其方位與九宮八卦無不契合。

這種《圓明園風水啟》中文字表述與圓明園實際格局表面上的錯位造成了分析圓明園風水格局的困難。比如，趙春蘭、潘灝源的論文《從“圓明園風水啟”說開去——皇家園林與風水初探》以表格的形式詳細分析了圓明園平面布局與八卦洛書的卦位、星象的對應關系，表格中認為九州清晏處于中央方位，這種說法與《圓明園風水啟》中的“正殿居中央，以建皇極八方拱向”就互相抵牾，因為此處的“正殿”實指正大光明殿而非九州清晏，弘歷《圓明園四十景御題詩》描述正大光明殿：“園南出入賢良門內為正衙，不雕不繪，得松軒茅殿意”，明確指出該殿為正殿，它是南部朝宮建筑群的主體建筑，皇帝朝會聽政、重大慶典、乃至科舉殿試的地方[]。但是，從空間位置上看，正大光明殿又確實不處于整個園林的幾何學中心，《風水啟》中“正殿居中央”的說法似乎也成為問題。

這種矛盾實際上源于圓明園兼具游憩和聽政功能的雙重屬性，它同時作為朝和寢使用，在空間布局上必須遵照“前朝后寢”的禮制而劃分為南北兩個區域。把兩個區域分開理解，才能把握其造園的立意。

在南部安排外朝，即大宮門、出入賢良門以及正大光明、勤政親賢、保合太和等殿，前湖則構成外朝的收束以及前朝后寢的過渡區域，在這些要素構成的外朝區域，正大光明殿毫無疑問地處于中央位置，加上其七楹的面闊以及東西部輔以五楹面闊的配殿，顯示著正殿的恢弘氣派和在全局的統制地位，同時，其建筑風格又樸素自然，即弘歷所謂“不雕不繪，得松軒茅殿意”和“草青思示儉，山靜體依仁”，從而與皇宮大內金碧輝煌的金鑾寶殿有所區別，兼顧了園林和宮殿兩種屬性。僅就外朝區域看，《圓明園風水啟》中所說的“正殿居中央”確是實情。

在外朝的北部，則是皇帝日常起居的內寢區，即占地約28h㎡的九宮形式的九州景區。這個九宮格雖然形式規則，卻并不存在每個方位的建筑與九宮八卦的明確對應關系。九州景區的主體建筑九州清晏并未設計在九宮的中央，居中央位置的是東西長220m、南北寬190m的后湖。從景區建筑的命名上，也找不到各建筑與各方位五行屬性的對應關系。顯然，與外朝不同，這個區域的九宮格雖然形式相當規則，但九宮格的使用更多地是一種形式上的附會以及一種對九州的象征。

九州清晏取“禹貢九州”義，象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有乾隆《圓明園圖詠詩詞》小引對九州清晏的描寫為證：“正大光明直北，為幾余游息之所，棼橑紛接，鱗瓦參差。前臨巨湖，渟泓溢漾，周圍支汊縱橫，旁達諸勝，仿佛潯陽九派，騶衍謂‘稗海周環，為九州者九，大瀛海環其外’，茲境信若造物施設耶。

關于九州，史籍上多有記載，唐代的、《初學記》對此有很好的綜述：“《河圖·括地象》曰：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騶子》曰：中國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赤縣內有九州，禹之敘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者九，謂之九州，有裨海環之。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河圖·括地象》曰：昆侖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尚書》曰：禹別九州，九州攸同。”

從騶衍開始，確立了大九州的觀念，大九州中央是昆侖山，各州內又有小九州，中國只是東南角的赤縣神州一州而已。按照九州觀念，國家的治理形成了相應的制度，《周禮·冬官考工記》載：“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內九室為寢，外九室為朝，國土也一分為九，服從中央領導。現存沈陽故宮的繼思齋就是一座按照這種觀念建造的九宮格局的皇家建筑實例。

九州景區的立意就是以九宮格形式象征“禹貢九州”，表達了下令修造九州景區的雍正皇帝九州歸一統的政治意愿，乾隆曾題詩：“九州清晏，皇心乃舒”，表達了同樣的政治理想。在有限的空間內營造無限的天地意象，這與其他古代園林“芥子納須彌”的手法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同樣是九宮格形式，九州景區與古代禮制建筑明堂、辟雍、宗廟中的用法卻有所不同。以王國維先生繪制的“四向制”宗廟平面推想圖為例，“四向制”宗廟的“亞（亞）”字形平面是從九宮格簡化而來，按照禮制，各室不但要與五行相配，還要按照《禮記·月令》的記載依四時五行循環使用不同方位的房間：“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個。……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大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個。……孟夏之，……天子居明堂左個。……”從秦漢開始，帝王的住所就叫做“宮”。帝王們最擔心的事情是政權旁落，王位不保，所以有“王不離位”的規矩，“離位”成為一種禁忌。帝王按照這個規矩，在按照九宮格局建造的禮制建筑中要遵循時令安排作息，制度嚴格，不得違背。

正如在中國象棋中，把“將”、“帥”、“仕”活動的范圍，即米字格叫做九宮，象棋中的“將”、“帥”、“仕”不得走出“九宮”，這種規定是社會現實的反映。雖然從形式上看，這個“九宮”和三縱三橫的九宮格不同，但是如果把在九宮格中棋子移動的軌跡連接起來，就會得到米字格的“九宮”，兩者實質上是一致的。

九州景區以非常自由的方式使用九宮形式，并不追求各宮建筑與五行的嚴格對應，更沒有對建筑使用時間的限制，在行政功能相對較弱的福海區域和長春園，也能依稀看出其平面形式是來自對九宮格更加大膽的拓撲變形，可見，隨著行政功能的減弱，造園的自由度就會相應加強，其園林的屬性就愈加明確。

按照《園冶》的說法：“園基不拘方向，地勢自有高低；涉門成趣，得景隨形，或傍山林，欲通河沼。……高方欲就亭臺，低凹可開池沼；卜筑貴從水面，立基先究源頭，疏源之去由，察水之來歷。……相地合宜，構園得體。”因地制宜，得天然之趣，逃脫禮制的約束，園居者有歸隱山林之感。雍正的《圓明園記》寫道：“臣等圓明園在暢春園之北，朕藩邸所居賜園也。在昔皇考圣祖仁皇帝聽政余暇，游憩于丹陵沜之涘，飲泉水而甘。爰就明戚廢墅，節縮其址，筑暢春園。熙春盛暑時臨幸焉。朕以扈蹕，拜賜一區。林皋清淑，波淀渟泓，因高就深，傍山依水，相度地宜，構結亭榭，取天然之趣，省工役之煩。”這里記載的圓明園修造過程和理念完全印證了《園冶》的說法。

在追求園林中的自由與天然的同時，圓明園兼顧了政治理想的表達，并且用象征天下的九宮格表明皇家園林至高無上的等級，使其有別于私家園林。“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這兩種取向實際上正體現出儒家文化所倡導的禮樂精神。關于禮樂精神，《禮記》進行了詳盡的闡述，比如：“禮節民心，樂和民生。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行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論語·泰伯第八》也有：“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按照儒家學說，禮是超越于本能的外在規范，是社會文化演進的結果，它對人有約束作用，是社會和諧所必需的人為的外在規定；樂則是發自內心的天然需要，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直接呈現和抒發，是人自我實現的重要途徑甚至最高境界。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圓明園在樂中寓禮，游憩的同時不忘國家社稷，正如紫禁城的禮中寓樂，在前朝聽政的同時，也不能沒有后宮的享樂。

從康熙皇帝對圓明園的命名也可以看出這座皇家園林與私家園林立意的不同。私家園林，如拙政園、退思園、網師園等的命名，標榜退隱，遠離政治，而圓明園則旨趣迥異。法國人王致誠的《圓明園紀事書札》認為：“神仙宮闕之忽現于奇山異谷間，或嶺脊之上，恍惚似之，無怪其園之名圓明園。蓋言萬園之園，無上之園也。”這種單純從審美角度做出的解釋沒有完全領會圓明園“體圓光明”的蘊意。對此，雍正皇帝的《圓明園記》是這樣解釋的：“至若嘉名之錫以圓明，意旨深遠，殊未易窺。嘗稽古籍之言，體認圓明之德。夫圓而入神，君子之時中也。明而普照，達人之睿智也。”“時中”就是要把握天時，“與時偕行”，是最理想的平衡有序狀態。“普照”則有“奉三無私”匾額所涵“天無私蓋，地無私載，明無私照”的意義，借天地之德喻指王權威加海內的合法性。其他景點，如萬方安和、正大光明、勤政親賢、廓然大公等，都不無明確的政治訴求，九州清晏則更加直白地表露了帝王們對國土社稷和統治地位的牽掛。

圓明園見證了帝王的驕奢淫逸和清帝國的衰亡屈辱，也曾留下過清帝為江山社稷忙碌的身影。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91年編纂的《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就選擇收錄了有關圓明園的內務府奏銷檔、奏案等文書檔案凡一百萬字，事無巨細，說明這座皇家園林承載的絕非只有閑情逸致，其造園的理念和手法與私家園林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不能認清這種區別，把前殿與后寢混淆在一起，就會造成類似無法理解《圓明園風水啟》中文字表述與圓明園實際格局無法對應的困難。

從功能上看，圓明園既能聽政，又可游憩；從文化理念上看，它樂中寓禮，“立于禮，成于樂”，追求禮樂的統一；從造園手法上看，它既有天然野趣，又有人工的理想化處理；從形式上看，它一方面從大九州觀念立意，大有皇家氣派，另一方面，又因地制宜，追求山林野趣的自由境界，對九宮形式進行了大膽的變化和再創造。雙重系統的層層疊合與統一營造了一座完美的“萬園之園”。

［文章來源］

圓明園研究院

［作者］

孟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