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中國經濟文化重心轉移至東南地帶，該區域多山多水，地形復雜多變，同時南方地區盛行“巫文化”，使得風水觀念在此區域扎根深厚，繼而對中國古代建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都城或村落選址上，其大都遵循著依山傍水、藏風聚氣、追求與自然環境和諧統一的風水哲學思維，本篇文章就和大家分享明代時期風水學對于村落和陰宅選址的影響。

自古以來，相地選址都是中國風水術的核心價值點所在；而到了中國明代，基本上所有的陰、陽建筑在建造前均都要進行風水層面的頂層設計和謀劃。

村落選址

明代流傳下來的眾多村落宗譜中，記載了大量關于村落風水選址的記錄：邀形家觀山水，尋龍穴，以為“卜筑”。

在確定完建筑基址之后，還需要堪輿師傅作出村基輿圖。中國明代風水堪輿師在實踐中逐步凝練出了一套關于擇址的理論模型，核心思想為——背山面水，山龍昂而秀，水龍圍抱，作環狀；“明堂”寬大；水口收藏，關熬二方無障礙。

蓬島者，武榮以北之極也；四面皆嶺，引基其；大抵蓬島據萬山之上而福坪居正其中，勢若太極之圈，形如蓮花之心。雙髻后插，鐘昆前峙，且碼山為基蒼特朝。

慕山水之勝而卜居焉，阡陌縱橫，山川靈秀，前有山峰聳然而特立，后有幽谷窈然而深藏，左右河水回環，綠林陰翳。

鶴山之陽黟北之勝地也，面亭子而朝印山，美景勝致，目不給賞，前有溪清波環其室，后有樹蔥老蔭其居，悠然而虛，淵然而靜……惟裴氏相其宜，度其原，卜筑于是，以為發祥之基。

以這一思想原則為藍本，古代大量村落的外部空間都展現出了類似的規劃模式，無外乎六個字，即——枕山、環水、面屏。

而對于無山可依的平原地區的選址，風水體系中也有一套適配的“洋法”，即——以水為龍，坐虛向實，得水為上；在這套原則的指導之下，具體落實到村落外部空間規劃中，就形成了——背水、面街、人家的風水格局。

此種格局以江、浙一帶的水鄉為最為典型，例如江蘇吳匯縣同里鎮、浙江吳興縣烏青鎮以及雙林鎮等地，他們都是“四湖環繞于外,一鎮包涵于中”的家家盡依河的風水格局。

吳興縣烏青鎮方志有如下記載：兩鎮之水，烏鎮之水自顧家塘分一股入三里涇下，總出太師橋，是烏鎮之水分于坤申而合于丑艮，所謂斗牛納丁庚之氣也，尤妙在西爛溪一水，自北逆上與太師橋之水合，此烏鎮大得力處；青鎮水由白馬塘一股，是青鎮之水分于丙丁而臺于乾戌，所謂乙丙交而趨戌也，尤妙在東青石橋之水，又下北過西出六里壩，此青鎮大得力處。而其大會大交“至分水墩則東者歸西，西者歸東，南流下北，北流上南，皆合聚于此，故分水墩為兩鎮之大關鍵大紐合。

同里鎮方志也有如下記載：西有龐山湖，郡邑之路由此達也，南有葉澤湖，鄉明而治文教之所以日昌也，東有同里湖，水望東流有所歸也，北有九里湖，言地勢無不自北而南，且詩禮大姓多居北隅也。

城市選址

除了民間村落選址深受中國風水哲學的影響，中國古代城市選址原則也基本受到風水學原理的支配。

在同樣思維模型的指導下，城市基址和鄉村選址也表現出了相似的原則，而差異則有體量感的不同，即城市基址需考慮——“氣”要大，“龍”要旺，“脈”要遠，“穴”要闊。

此外，除了體量感的差異以外，城市擇址時“水”元素相較“山”元素更加重要，集中體現于——其基既闊，宜以河水辨之。對于城市發展而言，地處平原才有更長遠的發展，平原地區即“洋法”施行地域，洋法就以水為龍。

明代城市依據風水哲學擇址的案例非常之多。明南京皇城選址就是有一個典型的案例，據說是由朱元璋的謀士、深諳風水之術的劉基參與決策的。

明代著名文人楊榮寫《皇都大一統賦》稱贊南京風水說:“既渡江左，乃都金陵。金陵之都，王氣所鐘。石城虎踞之險，鐘山龍蟠之雄。偉長江之天塹，勢百折而與流。炯后湖之環繞，湛寶鏡之涵空。狀江南之佳麗，匯萬國之朝宗。此其大略也。”

南京城周圍有馬蹄形山體環繞，開敞的一面比較平坦，并有長江及其支流縈回其間。簡而言之，明代風水家認為南京城的風水以石頭城為白虎，以鐘山為青龍，朱、玄武既全，又有長江天塹環繞，形局上佳。

然而南京城的“風水”卻備受后人質疑，普遍的質疑說法是認為南京城：“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非帝王都也，亦無狀元宰相者，因世祿之官太多，亦被他奪去風水”。

陰宅選址

上面給大家分享了錯落選址和城市選址的風水學思想，除了這兩項以外，風水相地還在一項活動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陰宅擇址。

在中國明代，上到帝王，下到尋常百姓，墳墓的擇址都需經堪輿師仔細勘定后才能下葬。

明代著名文化大家王陽明，他的陵墓據說就是其自己根據風水原則擇定的，形制俗稱“仙蝦八斗”。其后有仙蝦山為靠，前有小案山回顧對景，山南有溪流纏繞山腳；此地水纏玄武，水聚明堂，取其仙蝦躍水、生機蓬勃之間。

而明代帝陵更是嚴格依照風水哲學，流程也更為繁瑣；通常是先由皇帝指派大臣率領欽天監官員和風水師選定幾處“吉埌”，繪圖貼說，進呈御覽，然后乘其拜謁祖陵之機，親臨現場，逐一審視，而后再選擇其中尤佳者作為自己的“壽陵”。

在明代一眾帝陵中，明成祖的長陵是十三陵陵區選址的關鍵，由江西風水師廖均卿主導擇定。長陵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四靈獸到位，天壽山主峰為“帝陵龍脈之祖”，左有蟒山如青龍，右有虎峪山似白虎，符合“四神砂”格局，形勢和諧。理氣上，按沈氏玄空“三元九運”，癸山丁向兼子午在四、五、六運為旺山旺向，連旺60年。建筑上，陵墓主殿祾恩殿坐北朝南，背山面水吸納靈氣，面闊九間、進深五間對應“九五至尊”，內部金絲楠木巨柱象征一甲子輪回，頂部藻井繪《河圖》《洛書》，暗喻帝王承天命而治，充分體現皇權象征與風水理念結合。

而各帝陵墓營造也是深受風水理論的影響。如明光宗的慶陵，原來是完全依照穆宗昭陵的形制、尺寸，然而由于中遇溪壑，建設過程中變更布局，調整成按仁宗獻陵的布置方式，將陵區前后兩部分(寶城、方城、明樓區和享殿區)分開，中間架一石橋作為聯系。時任大學士視察后奏言:“新寢營建規制，原題比照昭陵。今相度形勢，似又宜參酌獻陵。蓋以龍砂蜿蜒環抱在前，形家以為至尊至貴之砂，不可剝削尺寸(即不可絲毫破壞地形地貌---筆者注)，獻陵亦以龍砂前繞享殿、祾恩門，正與此合”(《明熹宗實錄》卷七)。因此，總體布局來看，慶陵和獻陵基本一致。

現在的十三陵，其四周山嶺環抱、氣勢恢弘，可謂風水學、建筑學、環境藝術學的完美融合。

風水補救之策

在某些情況下，根據上述風水學原則選址的策略并不完美。這時就體現出風水學中辯證的一面，風水體系中規定了一系列補救之法，包含如引水開圳、挖塘筑堤、造橋植樹、培補龍背砂山等等。

在中國明代，風水補救之例眾多；譬如徽州黟縣的宏村，其原本村里無河水貫通，明永樂年間經風水師建議，才在村中開挖了月塘，以實現“定主甲科，延綿萬億子孫千家”的期望；時間來到明萬歷年間，又有說法提到“內陽之水”無法讓后世子孫逢兇化吉，因此在村南開南湖作為“中陽之水以避邪”。

拋開風水學意義不談，在村中開挖月塘、南湖也有實用的一面；由于宏村西側有一條溪水繞村而過，水流湍急，村中取水不便，所以由上水口處開渠引水進村，而在村中心挖塘蓄水，以此來為解決村民用水難題，同時兼顧了消防應急取水之用；月塘之水順流而下，筑堤圍成南湖，這樣既增加了蓄水量，同時也讓村中景致更加豐富多彩，兩塘設立實為利民之舉。

另外，植樹、培補龍背砂山的實例也有很多，如在特定的地帶如村落之下砂水口處、村落背后及龍山等地段，廣種樹木或修建筑，或挑土增高山的高度或改變山的形狀。

本篇文章就和大家分享到這里，下期見。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1.易經[M]. 蘇勇 點校.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2.《中國古代建筑史 第4卷 元、明清建筑》——潘谷西著

3.《風水探源》——何曉昕

4.網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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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漫談

一個醉心古建筑的小二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