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問學】

作者：顧濤、趙予辰（分別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日新書院院長；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

編者按

元大都都城規(guī)劃研究的學術脈絡，始于梁思成先生對北京城“世界現(xiàn)存最完整最偉大之中古都市”的精準論斷。而今，武廷海教授歷時十二載的研究成果《藏春：元大都規(guī)畫》（以下簡稱《藏春》）付梓，為這一領域帶來全新突破。書名“藏春”源自元代規(guī)劃師劉秉忠的字號和文集《藏春集》，“其行在藏，其意在春，其境無涯”，寓意嚴冬藏春、文化復興，恰如元大都規(guī)劃中對中華文明韌性的隱喻。

本期《書中問學》特邀清華大學日新書院院長顧濤教授團隊撰文，深入解讀此書。他們提出，《藏春》不僅是首部系統(tǒng)揭示“中國都邑規(guī)畫”基本規(guī)律與方法論體系的開創(chuàng)性學術著作，也是一部展現(xiàn)北京城“密藏寶庫”的大眾讀本。

《藏春：元大都規(guī)畫》 武廷海 著 商務印書館

《藏春》是一部歷史地理佳作。其獨到之處體現(xiàn)在何處？梁鶴年先生說，這本書很值得翻譯為外文，好使人家知道中國城市規(guī)劃的“文化源”。這本書思維范式創(chuàng)新，以“猜想—證明”方式系統(tǒng)地探究一系列的元大都規(guī)劃理論和實踐問題；可讀性高，趣味十足，尤其是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描繪，讀后有回味、余味。

而最令這位國際知名城市規(guī)劃學家動容的，是書中洋溢的文化自信。梁鶴年先生從中敏銳洞察到：中國城市規(guī)劃學科的自主話語體系，正以獨特的姿態(tài)逐步確立。

實證研究的積累與困局

先說“規(guī)畫”這個概念。在《藏春》問世之前，武廷海教授已出版過《規(guī)畫：中國空間規(guī)劃與人居營建》（2021）、《六朝建康規(guī)畫》（2011）等著作。武廷海說，“規(guī)畫”一詞，比現(xiàn)代通行的“規(guī)劃”好。“規(guī)畫”是富有中國特色的學術概念，其涵義較“規(guī)劃”要寬廣得多。一字之差背后，作者的用心是在傳承并踐行他的老師吳良鏞院士“人居之美，造化萬千”的學術理念。

《藏春》的研究對象是“都市計劃的無比杰作”——北京城（梁思成語）。要將這座古城研究透，必須追蹤其底盤，而北京城的營建格局，根柢均在元大都。近年來，相關研究成果漸次增多：林梅村《日月光天德 山河壯帝居——元大都中軸線古跡調查》（2021）、王軍《堯風舜雨：元大都規(guī)劃思想與古代中國》（2022）、徐斌《元大內規(guī)劃復原研究》（2022）、李零《風乎舞雩：元大都踏春記》（2024）等均堪稱力作。外加一套四冊的《元大都：1964-1974年考古報告》（2024）。武著《藏春》花了十多年時間，在如此密集的成果簇中緩步登場，該書能否突破常規(guī)，跳出“英雄所見略同”的窠臼？

《藏春》走出了一條嶄新的路，足以標志元大都的研究進入一個新階段。

讓我們從方法論上對已有研究略做檢視。研究元大都的都城規(guī)劃，起自建筑學家梁思成。梁先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充分認識到北京城是“世界現(xiàn)存最完整最偉大之中古都市”。全面拉開元大都規(guī)劃研究帷幕的是趙正之和徐蘋芳。受中國營造學社“實地踏查”學風的影響，趙正之主張革新傳統(tǒng)以文獻釋證為主的研究方式，借助城市遺跡、遺痕的留存逆推復原古代城市形制。1964至1974年，徐蘋芳擔任元大都考古隊隊長，主持對遺跡進行了更系統(tǒng)的勘查，編成考古報告《元大都的勘查和發(fā)掘》。

取得進一步突破的當數(shù)侯仁之和傅熹年。1949年，侯仁之在英國利物浦大學完成博士學位論文《北平歷史地理》，該論文以河湖水系為本位，揭示了水域水系如何影響北京城城市形態(tài)的變遷，而元大都正是轉變過程中的關鍵一環(huán)。作為梁思成助手的傅熹年，則將“實測數(shù)據(jù)與作圖分析法”引入元大都研究，揭示出城市在不同尺度上的數(shù)據(jù)彼此相互呼應、牽制、聯(lián)結背后“異中見同”的思維邏輯。

此后的研究成果雖各擅勝場，但主要思路仍是文獻鉤沉與遺址推排，前者從古往今捋，后者從今往古推，兩相交疊，盡最大可能對元大都當年的規(guī)劃實效進行復原。

此種實證研究方法，講求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對逝去的歷史真實作盡可能多的考證與重現(xiàn)，這也是當今歷史學的主流。然而，實證的密度與精度終究取決于證據(jù)的翔實程度，如果證據(jù)殘損，就會對考證結果構成實質性影響。以李零考證《元大都五十坊考》為例，確定大體可靠的有28坊，“存疑”的有14坊，“或在此區(qū)，位置不詳”的有8坊（參見《風乎舞雩》“元大都五十坊復原示意圖”），還原程度在現(xiàn)有條件下幾趨于登峰造極。武廷海若是沿著這條路走下去，騰挪、施展的空間已極其有限。

武廷海已不滿足于在元大都空間布局細部問題上小打小敲，而是要直接回到1264年，即元世祖至元元年的那個“歷史現(xiàn)場”，去捕捉縈繞在規(guī)劃師劉秉忠心頭的“心結”，進而識破他當年如何“酌古宜今、深謀遠慮與統(tǒng)籌兼顧，以及元大都規(guī)劃從概念到方案再到實施的過程”。這是一個幾乎沒有文獻史料記載到的“不可測量之物”，實證研究的路徑對此已鞭長莫及，束手無策。《藏春》開辟了一條新路徑，其突破不在新的文獻史料與考古發(fā)現(xiàn)，而是在方法論上實現(xiàn)了對“考證之法”的升維。

實證主義與《藏春》的破局

作為一部完整還原“中國都邑規(guī)畫”基本規(guī)律和方法的開辟性著作，《藏春》首先要掙脫的是史學實證主義的羅網。

現(xiàn)代歷史學的興起，受西方科學實證主義的影響頗深。以蘭克學派為代表的史學實證主義致力于構建科學化的歷史學，這類歷史學研究以摘抄、編排、拼合、釋讀的方法來處理文獻材料或考古實物，以天衣無縫地還原事實真相為史學研究的最終旨趣。這種思維方式的底層邏輯是：（1）歷史的整個領域被分割成無數(shù)細微的事實，每個事實均需進行精確無誤的考證；（2）歷史學家一定不要對事實做任何判斷，其自己的感情等一切主觀成分必須排除。實證主義最大的困境是“空前的掌握小型問題和空前的無力處理大型問題這二者的一種結合”（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20世紀相繼興起的三種“新史學”研究模式（年鑒學派、新文化史、全球史等），一定程度上仍然遵循著19世紀蘭克時代的實證方法（岳秀坤《死的過去與活的歷史》，2024年）。

中國史學界的情形如何？考據(jù)之學在清代所取得的巔峰性成就已超過蘭克史學，此后又與蘭克史學的影響匯合，加上20世紀以來考古材料的層出不窮，中國歷史學對新材料的追逐更甚囂塵上，對實證的仰賴也就越發(fā)深重。

陳寅恪在1931年提出，“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要對古人之“苦心孤詣”“真了解”，并非只是在實證的蛋糕上加上一點有限推理的點綴，而是要整體上潛入史實背后行動者們的思想和意圖，帶著強烈的“問題”去探索和思考，突破時段、史料等各種自我設限。可惜陳寅恪的史學成果雖一度白熱，但陳先生此說卻未必真正進入史學研究者們的心坎。職是之故，我們看到《藏春》，才燃起了拍案叫絕的激情。

城市規(guī)劃專業(yè)出身的武廷海，未曾掉入史學實證主義的八卦爐，從而成為陳寅恪“神游冥想”之法的絕佳踐行者。當元大都的文獻材料幾乎窮盡，“第二重證據(jù)”的舊城遺址也被探索殆盡之際，《藏春》實現(xiàn)了靈活的轉身，將元大都營建思想而非元大都物質空間確立為全書的核心，空間性的元大都被翻轉為思想性的元大都。

元大都設計的思想原理

武廷海說：“藏春，其形在藏，其意在春，其境無涯。研究元大都規(guī)劃，要綜觀城市功能、形態(tài)與組織，難點在于知其深藏之意。”抉出其中精蘊，始得“藏春”之真義。

規(guī)畫思想的提煉，要求作者通曉元大都規(guī)畫實踐中的各個步驟。因為零碎的考證也可寫成邏輯自洽的文章，而“元大都規(guī)畫思想”則是一個具備完整性的概念。論者如果不能從無到有、從城到巷地說明整個大都城形成的過程，而只聚焦在中軸線等某幾處狹窄、靜態(tài)的空間里作闡發(fā)，讀者想必不會認可本書完成了自身所宣稱的使命。《藏春》潛入了那個13世紀頭號規(guī)劃師劉秉忠的心靈，大膽地提出了24個“猜想”，并嘗試進行“求證”，全書五大章節(jié)從宏觀到微觀、從整體到局部地展現(xiàn)了元大都規(guī)劃設計的全流程。

前輩學人在不同尺度上探究的問題得到了整合，正因這種整合的眼光，《藏春》得以從各種層次的聯(lián)系間深入。例如第三章“相地”，從宏觀地理格局出發(fā)，首先觸及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的定都風水問題，指出定都邏輯從“九州求地中”向“合北辰天象”的轉變。接著，在“枕居庸橫龍結穴”的微觀層面，侯仁之相關研究的價值得以再次激活。元大都舍棄金中都舊址，另建城址于高梁河，是以薊丘為中心的“居高”向以海子（高梁河水系）為中心的“就水”的理念轉變。武廷海注意到，此處相地上的“就水”安排，聯(lián)動影響著后續(xù)“營城”中“南城軸線因海子隔絕向東偏移”等現(xiàn)象。

按現(xiàn)代學科的界定，以《元史》《藏春集》為證，元大都的規(guī)劃者劉秉忠最多可稱為政治家、文學家。然而劉氏還精通《易》學，“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且曾“歸隱于武安山，與全真道者一起修學”，又曾從海云禪師“問佛法大意，并受菩提心戒”（《藏春》第二章），是典型的儒釋道博通型學者。在武廷海眼中，元大都規(guī)劃實現(xiàn)了宋代大儒邵雍“天地之心”的象數(shù)易學全部原理。具體而言，元大都從以下五個方面體現(xiàn)了上述論斷：（1）城制象先天六十四卦方圖；（2）都城尺度數(shù)量合易數(shù)；（3）都城名稱方位合易學；（4）仰觀俯察歸于周易（即“相地”理念對元大都選址發(fā)揮的影響）；（5）生生之謂易（即元代國號、至元年號與劉秉忠個人自號“藏春”，此類易學精神與都城營建形成的呼應關系）。

中國古人最大的學問叫作“經學”，易學乃其大宗。錢穆先生曾有鑒于此，倡導要研究“活經學”，筆者曾以二十年的探索找到了“活經學”兩條可行的路（參見顧濤《耕讀經史》）。如今看到這部《藏春》，方知天外有天。武廷海說，“元大都規(guī)劃乃準易之作，這是一個大猜想，也是十多年來小心求證的一個總結論”。如同研究元大都規(guī)劃與易學思想的關系，“活經學”的新研究只有從古代中國人的“生活化”實況中才能識破易學、禮學、經學的活力所在。

武廷海的志向無疑是更宏大的。上承中原華夏與北方游牧草原的宮城傳統(tǒng)，下起明清兩朝宮城基本營建格局，《藏春》是為元大都在“中國規(guī)畫思想史”中找到了確切的位置，也為這一宏大的研究課題拉開了帷幕。

這一宏大課題最終將指向城市規(guī)劃的未來。劉秉忠的知識與學養(yǎng)經由武廷海得以重演，元大都營建的動態(tài)全過程通過《藏春》得以復活，從而進入當代城市規(guī)劃人的心田，并形成一種理念，一種經驗，一種話語，一種風格。城市史研究，之所以要實現(xiàn)這一番從“空間復原”到“思想提煉”的范式轉向，與當下中國城市建設的迫切需要密切關聯(lián)。

元大都大內延春閣建筑群鳥瞰 圖片選自《藏春：元大都規(guī)畫》

《光明日報》（2025年08月07日 11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