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故宮藏明萬歷《北京宮殿圖》（約1596年）。都城是一個王朝的政治中心和權力中樞，宮殿、衙署又是君權和中央權力的象征，因此都城圖在中國古代城市圖中占的比重很大，元明以來的都城圖都具有通過夸大的宮殿比例來表現(xiàn)皇權至高無上的特征。

經(jīng)天緯地

中國古代地圖博覽

撰文、供圖/席會東

經(jīng)天緯地

中國古代地圖反映了歷代中國的大地觀測、疆域開拓、政區(qū)劃分、江河治理、用兵作戰(zhàn)、城市營建、交通開辟等歷史實踐，是中國歷史的時空縮影，具有文字不可替代的直觀性和形象性。而中國古代地圖的測量方式、繪制技法、方位視角、符號體系所具有的鮮明東方文化特征，又是中華民族的宇宙觀、文化傳統(tǒng)和社會制度的獨特反映。且讓古地圖引領我們穿越歷史的塵煙，進入奇妙的時空隧道，領略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歷史變遷。

■ 臺北故宮藏明洪武《南京至甘肅驛鋪圖》（1398年）甘肅靜寧至蘭州段。

我們正在逐步進入一個以圖像和影像資料來獲取信息的“讀圖時代”，而中國古代地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內容豐富、類型多樣、畫法獨特，作為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和中華文化的珍貴遺產(chǎn)更是值得我們細細研讀。它們既是中國歷代王朝管理疆域、劃分政區(qū)、治理河道、用兵作戰(zhàn)、營建城市、巡游出行的重要依據(jù)，也是歷代學者士子通經(jīng)明史、著書立說、傳承學術的有效手段，還是商賈經(jīng)商旅行的參考工具。

按照繪制內容的不同，中國古代地圖分為疆域政區(qū)圖、河渠圖、軍事圖、城市圖、交通圖以及天文圖、風景圖等類型；按照載體和裝幀的不同，又可分為木板圖、帛本圖、絹本圖、紙本圖、碑刻圖、繪本圖和刻本圖、單幅圖和圖冊等形式。

歷代政府、文人學者是中國古代地圖的主要編繪者，其內容類型與歷代王朝的施政重點和文書制度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繪制時，多采用傳統(tǒng)形象畫法，輔之以大量文字注記、題跋和圖說，具有圖文并茂的特征。

■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宋《華夷圖》（1136年）拓片。

宋代以前的地圖主要以墓室壁畫、出土圖版、石刻圖碑的形式傳世，宋元地圖則主要以刻本插圖和石刻圖碑的形式流傳，明清以來繪本地圖大量傳世。現(xiàn)存價值最高的明清繪本地圖主要保存在清代的內閣大庫、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軍機處等機構之中。清朝覆亡后，明清精華輿圖被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和北平圖書館所繼承，但也有不少古地圖在王朝更迭之際流散到民間或是海外。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包含大量古地圖在內的北平文物先后因抗戰(zhàn)南遷，其后又因內戰(zhàn)而分藏兩岸，經(jīng)歷了戰(zhàn)火的洗禮與考驗。時至今日，明清繪本地圖主要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和臺北“故宮”圖書文獻處，它們共同經(jīng)歷了中國近現(xiàn)代文物的顛沛流離，見證了近代中國歷史的滄桑巨變。

中國古代地圖不但是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而且還是中外地圖文化交流的碩果。中國古代地圖的影響和存貯都并不局限于中國，一部中國古代地圖流傳史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對中國古代地圖的研究也具有超越中國本身的世界意義。中國文化在對外交流方面的態(tài)勢是西入東傳，地圖文化也是如此。一方面，從唐代開始中國地圖大量傳入朝鮮半島、日本和越南，推動了漢字文化圈內的朝鮮、日本和越南等國地圖的發(fā)展，構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地圖文化圈”，共同反映了東亞的世界觀和地理觀。另一方面，蒙元時期伊斯蘭地圖經(jīng)由波斯和阿拉伯人傳入中國，使中國地圖對天下的描繪超越亞洲涵蓋亞歐非三大洲，促成了明代“混一圖”系列天下圖的編繪。從明代中后期開始，隨著歐洲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和在世界范圍內的殖民擴張，歐美各國的傳教士、使者、學者先后來華，推動了東西方地圖的雙向交流。意大利、法國等國的耶穌會士將西方近代地圖、地理知識和測繪方法傳入中國，推動了《坤輿萬國全圖》、《皇輿全覽圖》等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地圖的編繪，而意大利耶穌會士衛(wèi)匡國和法國地理學家唐維爾在中國地圖基礎上，分別編繪《中國新圖志》和《中國地圖集》，促進了中國乃至東亞地理知識和地圖編纂體例在歐洲的傳播。

■ 西漢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長沙國南部地形圖》（公元前181～168年）。

體國經(jīng)野：古代疆域政區(qū)圖

疆域政區(qū)圖是描繪一個國家疆域政區(qū)范圍內自然和人文地理狀況的地圖，在中國古代統(tǒng)稱為“輿地圖”。由于中國疆域廣闊，政區(qū)復雜，遲至唐代就建立起了完善的政區(qū)圖造送制度，以便中央政府及時掌握全國疆域政區(qū)的最新情況。疆域政區(qū)圖既是一個王朝疆域的象征，也是王朝中央和地方施政所依據(jù)的重要資料。因此，疆域政區(qū)圖也就成為數(shù)量最多、類型最豐富的中國古代地圖。按照表現(xiàn)內容和對象的不同，可以分為天下圖、全國總圖、郡國圖、省圖、府州圖、縣圖等。

疆域政區(qū)圖的發(fā)展與演變，與中國疆域政區(qū)的變遷息息相關。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疆域是一個國家面臨的首要問題。對于廣闊的疆域進行分區(qū)和分級管理，是疆土管理最基本的手段和措施，而對于國家疆域進行分區(qū)和分級的管理方式就是行政區(qū)劃。為了解國情，有效地管理王朝的疆域和政區(qū)，歷代政府都較為重視疆域政區(qū)圖的繪制和運用，并逐漸建立起完善的疆域政區(qū)圖的繪制和存貯制度。宋代之前的文獻主要靠抄繪傳播，而地圖的制作和抄繪較文字文獻更為困難，再加上年代久遠和戰(zhàn)爭造成的圖籍損毀，致使疆域政區(qū)地圖流傳甚少。

■ 北京博物館藏清乾隆銅版《乾隆內府輿圖》（1761年），系對全境進行實地測繪后，采用西方近代三角測量法和經(jīng)緯投影技術繪制，書寫了世界測繪史和地圖史上輝煌的一頁。

戰(zhàn)國至秦漢時期的地圖主要是地下出土的木刻和帛繪局部圖，以《秦國邽縣圖》和《長沙國南部地形圖》為代表。西晉時期的司空裴秀曾按照“制圖六體”繪制了《禹貢地域圖》和《地形方丈圖》，唐朝官員李吉甫和賈耽曾分別繪制過《十道圖》和《古今華夷圖》等大型疆域政區(qū)圖，但這些地圖都未能流傳至今。宋代以降，因科舉制度的普及、讀書人通經(jīng)明史的需要和邊患危機的加劇推動了地圖的編繪，而印刷術的普及、地理學的繁榮與教育的推廣則促進了兩宋地圖的普及和傳播，因此有不少碑刻和雕版刻印的宋代疆域政區(qū)圖流傳至今。宋代的疆域政區(qū)圖既有重在表現(xiàn)兩宋王朝疆域政區(qū)的《九域守令圖》《禹圖》《理圖》《輿地圖》，又有重在表現(xiàn)華夷觀念的《華夷圖》，也有《漢西域諸國圖》等歷史地圖和表現(xiàn)遼、西夏等民族政權疆域的《契丹地理之圖》、《西夏地形圖》。蒙元王朝統(tǒng)一中原漢地和草原游牧地區(qū)，不再強調“華夷之辨”，“混一圖”取代“華夷圖”成為當時“天下”總圖的主要類型。由于蒙元時期歐亞大陸交通大開，伊斯蘭學者大量來華將伊斯蘭地圖學知識帶入中國，波斯學者扎馬魯丁所制作的圓形地球儀、彩繪《天下地理總圖》，與元代朱思本的《輿地圖》、李澤民的《聲教廣被圖》和清的《廣輪疆理圖》等在中國地圖史上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明初繼承了蒙元時代的天下觀，于洪武年間繪制涵蓋亞歐非三大洲的《大明混一圖》，建文年間朝鮮學者根據(jù)元明時期的中國地圖及朝鮮和日本地圖繪制成《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反映了15世紀東亞人的天下觀。明朝中期以來的《楊子器跋輿地圖》等以明朝疆域為主、較少表現(xiàn)域外的地圖，表明明朝中期學者對域外地理知識興趣的減退；而《廣輿圖》等計里畫方、圖文并重的大型綜合地圖集則大量出現(xiàn)，并以刻本的形式廣泛流傳。明朝晚期，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編繪兩個半球形式的中文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將歐洲近代地理知識傳播到中國。同時，意大利耶穌會士衛(wèi)匡國（Martino Martini）等人也在《廣輿圖》的基礎上編繪《中國新圖志》等拉丁文中國圖集，改變了歐洲人的中國地理觀。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明洪武《大明混一圖》（1389年），明初繼承了蒙元時代的天下觀，此圖涵蓋了亞歐非三大洲。

清朝中前期，在逐漸完成并鞏固國家統(tǒng)一的基礎上，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先后任用西方傳教士率領中外測繪人員對全境進行實地測繪，采用西方近代三角測量法和經(jīng)緯投影技術先后繪制康熙《皇輿全覽圖》《雍正十排圖》《乾隆內府輿圖》三大實測圖集，在世界測繪史和地圖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涤呵髮崪y地圖集的繪制過程也是清王朝完成并鞏固國家統(tǒng)一、對邊疆地區(qū)實行主權管轄的歷史見證。然而，三大實測地圖完成后就深藏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或賜給少數(shù)近臣，相關的近代測繪技術和地理知識也未能在中國社會中普及。清朝中期政府官方和學者個人在繪制地圖之時，仍然采用以文獻考據(jù)為主要手段的繪圖方式，在三大實測地圖中廣泛運用的經(jīng)緯網(wǎng)和投影技術被束之高閣，而《大清一統(tǒng)萬年地理全圖》等傳統(tǒng)輿圖所代表的地理知識和繪圖技術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流。而《皇輿全覽圖》經(jīng)由來華耶穌會士帶回歐洲后，進一步改變了歐洲人的“中國地理觀”，催生了法國地圖學家唐維爾的《中國地圖集》，并推動了歐洲國家的大地測繪，促進了歐洲近代民族國家和疆域領土觀念的形成，在中歐地圖交流史、世界測繪史和世界歷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

清朝晚期，中國因西方列強的入侵出現(xiàn)嚴重的邊患危機。在咸豐、同治、光緒年間的歷次對外交涉和劃界談判中，傳統(tǒng)地圖存在嚴重缺陷，在分界締約過程中往往使用外國地圖，致使中國處于不利地位甚至喪失領土。為了應對邊患危機，重建官繪輿圖的權威，清廷開始再度翻譯西方地圖、引進西方測繪技術、培養(yǎng)測繪人員，編繪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圖》等近代地圖，推動了西方近代測繪技術的傳播和普及，并催生了專門的地圖學會和出版機構，推動了中國地圖的近代化。

■ 南京博物院藏明萬歷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1608年），體現(xiàn)歐洲近代地理知識傳播到中國所帶來的影響。

河清海晏：古代河渠圖

“河渠圖”是描繪河流河道及其水利工程的輿圖，其主要內容是描繪河道的源流與走向，并畫出沿岸的山脈、湖泊、泉源等自然地理要素和各種水利工程設施、城邑、道路、驛站、關卡、名勝等人文地理要素。傳統(tǒng)中國以農(nóng)業(yè)立國，以“治水國家”而聞名于世，與之相關的河渠圖源遠流長、數(shù)量眾多、類型多樣，在歷代河流治理、河政管理中起著重要作用。

河渠圖在本質上是河道治理和河政運作的產(chǎn)物，并以反映河務、籌建河工、治理河患為主要繪圖目的。根據(jù)描繪對象的不同，傳統(tǒng)河渠圖可以分為黃河圖、運河圖、長江圖、淮河圖、永定河圖、錢塘江圖等類型。其中，黃河和運河是最重要的自然河流和人工河流，“治河保運”事關國計民生，是歷朝政府的重要施政內容，黃河圖和運河圖也就成為中國古代河渠圖的主要組成部分。除了黃河、運河之外，錢塘江潮防治關乎江浙財稅區(qū)安危，淮河事關明清黃、運河治理，長江中游治理關系明清糧倉江漢平原的豐歉，永定河事關明清京畿安全，都是明清地方政府治理的重點，均有相關地圖傳世，與黃河圖、運河圖一起構成古代河渠圖的完整體系。

明清以來的河渠圖主要是由負責黃河、運河治理的專職河臣或負責轄境內河道修疏的地方官僚主持繪制呈報的。制圖綜合、實地考察是河渠圖的主要繪制方式。從其運用和功能來看，河渠圖不僅是歷朝政府河政決策和河工治理的重要資料，是河臣治績的集中體現(xiàn)，也是傳達河務信息、核銷河工經(jīng)費的重要依據(jù)。

■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清乾隆《南河圖說》之《清口運口圖》（1750年），乾隆年間乾隆帝效仿康熙六次南巡閱河，此圖為江南河道總督高斌所繪。

中國古代黃河圖源遠流長，傳說大禹治河曾以河伯所贈“河圖”為治河三寶之一，東漢王景治河也曾運用黃河圖。現(xiàn)存最早的黃河圖刻繪于宋代，元代誕生了黃河專題圖集——《治河圖略》，明朝出現(xiàn)了劉天和石刻《黃河圖說》、潘季馴彩繪《河防一覽圖》以及刻本《漕河圖》《金沙江圖》等類型多樣的河渠圖，并多以石刻圖碑、刻本插圖的形式存在。清代前中期的皇帝把河渠治理作為施政重心，河渠圖的繪制和運用非常普遍，單幅繪本河渠圖和河渠圖集大量出現(xiàn)，構成存世河渠圖的主體。

清代康熙帝極其重視黃河的治理，命靳輔、于成龍、張鵬翮等河督分別繪制《黃河圖》《運河圖》《江南黃河圖》《黃河全圖》《運河全圖》等大型精美河圖，奠定了清代河渠圖的基礎，并使得繪圖、讀圖、用圖成為清朝的“祖宗之法”。雍正年間，黃河河患中心轉移到河南段，導致河政管理制度的變革，引發(fā)了河渠圖類型與繪制內容的變化，表現(xiàn)河南山東段黃河的地圖開始出現(xiàn)。乾隆年間，乾隆帝效法康熙六次南巡閱河，江南河道總督高斌、高晉等人先后繪制《南河圖說》《黃運湖河全圖》等江南河道總督所管轄的黃河、運河工程圖集，而河東河道總督張師載等人也繪制《豫東黃河全圖》描繪河南山東黃河圖。嘉慶、道光兩朝河臣在乾隆朝河圖的基礎上，繪制多幅成套的黃、運河全圖。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開封銅瓦廂決口改道北流，引發(fā)黃、運河患中心的轉移和河政變革，催生了一批反映黃河改道和穿運情形的河圖，并使得其后河渠圖的繪制重點由江蘇段轉移到了河南、山東段。宣統(tǒng)年間，出現(xiàn)了專門測繪機構采用暈滃法繪制、標注圖例的實測黃河圖，反映了清代河渠圖繪制的近代化趨勢。

■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清嘉慶《六省黃河埽壩河道全圖》（1820年）河源至寧夏段。在“治河保運”事關國計民生的古代中國，黃河和運河是最為主要的治理對象，黃河圖和運河圖就成為最為重要的河流治理工具。

清代海塘圖多由清代浙江巡撫、江蘇巡撫、浙閩總督等地方官員繪制。現(xiàn)存之圖集中于雍正、乾隆和光緒三朝，尤其是乾隆朝。乾隆帝六次南巡，把江浙海塘作為黃運河之外新的施政重點，江浙官員也將海塘營建作為施政重心，編繪了大量海塘圖和海塘專著。按照繪制范圍的不同，海塘圖主要分為五種類型：一是描繪江南松江府和太倉州海塘的江南海塘圖，如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乾隆《松江太倉海塘圖》。二是描繪浙江錢塘江南北兩岸海塘的全省海塘圖，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乾隆《浙江錢塘江水路圖》、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浙江海塘全圖》。三是描繪浙江錢塘江北岸杭州府仁和縣、海寧縣境內海塘的浙西海塘圖，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仁和縣海寧州塘工沙水情形圖》。四是描繪浙江錢塘江南岸紹興府、寧波府海塘的浙東海塘圖，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寧邵海塘圖》。五是描繪局部海塘工程圖，如收入《南巡盛典》中的多幅海塘工程圖。

由于河渠圖要表現(xiàn)出曲折漫長的河道，往往需要繪制成規(guī)模宏大的長卷，通常采用傳統(tǒng)山水畫法來表現(xiàn)河道兩岸的山水景觀。因此，古代河渠圖往往是幾十米長的絹本或紙本長卷。這些長卷河圖卷帙恢宏、繪制精美，有些河圖還出自著名畫家之手，經(jīng)過清代皇帝的閱覽、批示和收藏，除了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歷史價值外，還往往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歷《河防一覽圖》（1590年）局部。

運籌帷幄：古代軍事圖

軍事地圖是描繪特定地理范圍內地形地勢、兵力部署、防御工事、交通路線，以及與軍事相關的山川、海岸、島嶼、城池等地理要素的輿圖。軍事圖的產(chǎn)生、發(fā)展與古代戰(zhàn)爭形式的發(fā)展變化密切相關，是古老的地圖類型之一。

中國古代軍事圖分為主要描繪陸上邊防形勢和兵力部署的“邊防圖”，主要描繪海岸邊防形勢和軍力部署的海防圖，以及主要描繪長江、淮河等大河防御形勢的“江防圖”和“河防圖”。

春秋至秦漢時期是古代軍事圖的萌芽時期。春秋時期的文獻《管子·地圖》論述了地圖與軍事行動及山川、地形、關隘、城池、地利之間的關系。秦漢以來的歷次戰(zhàn)爭中，軍事地圖都得到了充分的運用?，F(xiàn)存最早的軍事圖是湖南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表現(xiàn)漢初長沙國對南越國布防形勢的《駐軍圖》。

兩宋時期是中國軍事地圖的發(fā)展時期。兩宋先后與遼、金、西夏等民族政權并立，面臨嚴重的邊患危機，兩宋政府和文武官員編繪了大量的軍事地圖，而印刷術的普及又推動了兩宋地圖的普及和傳播。宋代的軍事圖既有描繪宋遼、宋夏陸上邊防形勢的“對境圖”，還有描繪南宋對金沿長江防御部署的《沿江大閫所部圖》，這些輿圖多以刻本插圖或是石刻圖碑的形式傳世。

■ 遼寧省博物館藏明嘉靖《九邊圖》（1564年）。明朝面臨“北虜南倭”的威脅，為防御蒙古人，明朝在北方修建長城邊墻，并沿長城設置九邊重鎮(zhèn)，由此出現(xiàn)了大量描繪邊防的《九邊圖》。

明至清前中期是中國古代軍事地圖的成熟和繁榮期。明朝面臨“北虜南倭”的威脅：雄踞大漠南北的韃靼和瓦剌蒙古部族威脅京師北京，成為明朝的心腹之患，為防御蒙古人，明朝在北方修建長城邊墻，并沿長城設置九邊重鎮(zhèn)，屯駐大量兵力，明朝政府、官員和學者編繪大量以《九邊圖》為代表的邊防圖；在東南沿海，明王朝面臨著倭寇和海盜的嚴重威脅，在加強海防、肅清倭寇的軍事行動中，明朝官民繪制了以鄭若曾《萬里海防圖》為代表的海防圖和《江防海防圖》為代表的江防圖。流傳至今的明代北方邊防圖籍和東南海防圖籍多達數(shù)百種，是重要的古代地圖文化遺產(chǎn)。清朝前中期開疆拓土，對西北新疆、西南苗疆、東南臺灣等邊疆民族地區(qū)大規(guī)模用兵，在繼承明朝北方邊防圖和東南海防圖的基礎上，增繪反映滿族龍興之地的《柳條邊圖》，進一步拓寬了古代軍事圖的繪制范圍。

清朝晚期是古代軍事地圖向近代地圖的轉型期。道光年間以來，清朝開始面臨內憂外患，外有東南沿海西方列強的多次入侵，內有南方的天平天國起義、西北地區(qū)的回民起義。在歷次戰(zhàn)爭中，清朝政府編繪了大量的軍事圖。除了傳統(tǒng)海防圖外，表現(xiàn)浙江、福建、廣東、臺灣等省的“炮臺圖”成為晚清時期海防圖的主要類型。在平定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清朝加強長江防御，興建長江水師，繪制《長江圖冊》；在平定北方捻軍的過程中，山西官員加強黃河防務，繪制表現(xiàn)黃河防御情形的《大河兩岸南北地輿圖》等內河防御軍事圖?？傮w來看，清代適應近代戰(zhàn)爭形式和軍事戰(zhàn)略的近代軍事圖在不斷增多。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刻南宋《景定建康志》之《沿江大閫所部圖》（1261年），圖中描繪了南宋對金沿長江防御部署的情景。

營國經(jīng)城：古代城市圖

城市圖是描繪城市地理環(huán)境、形態(tài)布局和結構功能的地圖。中國古代城市主要是各級地方行政區(qū)劃治所和區(qū)域統(tǒng)治的中心，除了其政治、軍事、經(jīng)濟實用功能外，還是王朝和政府權力的象征。古代中央和地方政府規(guī)劃建筑城池時，往往繪制城池規(guī)劃圖，而編繪區(qū)域方志時，也往往將各級治所的城市圖繪入其中。古代城市圖的類型、特征與中國古代城市的發(fā)展演變、形態(tài)功能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

按照城市圖所表現(xiàn)對象的不同，中國古代城市圖可以分為“都城圖”和各級地方政區(qū)治所“城池圖”兩類；按照地圖用途的不同，古代城市圖可以分為城市規(guī)劃圖、城市駐防形勢圖和城市平面布局導覽圖。從其繪制方法來看，古代城市圖大都采用平立面結合的形象繪法，往往刻意放大宮殿、衙署等權力機構，西晉裴秀的“制圖六體”和北宋沈括的“七法”等相對精確的繪制技術，并未在城市圖的繪制中得到廣泛運用，表明古代城市圖重在實用，并表達權力秩序或凸顯地方官員政績。

■ 臺北故宮藏明萬歷《北京宮殿圖》（約1596年）。

都城是一個王朝的政治中心和權力中樞，宮殿、衙署又是君權和中央權力的象征，其布局充分體現(xiàn)著歷代王朝的政治制度和運轉機制，都城圖在中國古代城市圖中占據(jù)很大比重。唐宋時期的都城圖重在表現(xiàn)宮殿衙署布局，不少是描繪前朝都城宮殿、古跡的歷史地圖，如北宋呂大防等人編繪的《長安城圖》。元明以來的都城圖大多都繼承了唐宋都城圖重在描繪宮殿衙署的特征，無論是明代官繪本的《北京宮殿圖》還是民繪本的《北京城宮殿之圖》都以北京城的宮殿、衙署、壇廟、城垣為主要描繪對象，通過夸大宮殿的比例和繪制祥云來表現(xiàn)皇權的至高無上。到了清代，都城圖的繪制開始向著更加成熟和準確的方向發(fā)展。清康熙初年繪制的《盛京城闕圖》，通過繪制盛京城市布局和宮殿建筑形象，揭示出清朝以八旗制度為核心的軍政體制，而康熙年間實測繪成的《皇城宮殿衙署圖》和乾隆年間實測繪制的《京城全圖》都運用西方近代測繪方法，詳盡而準確地反映了北京城的宮殿形制，代表了我國古代城市圖繪制的最高成就。

傳世的中國地方城市圖的發(fā)展則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乾隆《京城全圖》（1750年），運用了西方近代測繪方法，詳盡而準確地反映了北京城的宮殿形制，代表了我國古代城市圖繪制的最高成就。

漢至唐是古代地方城市圖的萌芽階段?，F(xiàn)存漢唐時期的地方城市圖主要以出土木板圖、墓室壁畫的形式存在，而其功能主要表現(xiàn)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場景和生平功績，而非用于城市規(guī)劃建筑。就其內容而言，地方城市圖往往重在表現(xiàn)城市平面布局和重要建筑，地圖要素和地理要素比較簡單，僅僅具有示意性。

宋元是古代地方城市圖的發(fā)展繁榮階段。宋代出現(xiàn)“城市革命”，城市經(jīng)濟繁榮，各地展開城市興筑熱潮。宋代形成科舉社會，以文官治天下，地方筑城，往往向宋廷奏報城圖。宋代地方城市圖多是地方官員主持繪制的公牘附圖，現(xiàn)存之圖往往是石刻圖碑或是志書插圖，代表輿圖有《平江圖》《靜江城圖》圖碑。從內容上看，宋代的城市圖內容豐富，地理要素和地圖要素繁多，較漢唐時期的示意性城市圖要復雜得多。從其功能來看，宋代城市圖不但在地方城池規(guī)劃營建和經(jīng)費核銷中起著重要作用，而且也是彰顯地方官員政績、輔助地方城市管理的工具。

■ 內蒙古博物院藏和林格爾縣出土東漢《寧城圖》（約195年）。漢唐是古代地方城市圖的萌芽時期，主要以木板圖、墓室壁畫的形式存在，其功能為表現(xiàn)墓主人生活場景和生平功績，而非用于城市規(guī)劃建設，因而往往地圖要素和地理要素簡單，僅具有示意性。

明至清代中期是地方城市圖的成熟階段。隨著傳統(tǒng)城市的發(fā)展繁榮和地圖繪制技術的進步以及保存狀況的改善，明至清中期的地方城市圖呈現(xiàn)出多樣化和專題化的趨勢，其繪制技術也更趨于成熟。隨著明清方志的發(fā)展和普及，大量地方城市圖以方志插圖的形式保留下來，還出現(xiàn)了單幅彩繪本城市圖，直觀表現(xiàn)了明清城市規(guī)劃理論和城市修建過程。

清后期是地方城市圖的專門化、多樣化和近代化轉型期。清朝晚期西方列強在中國開埠城市、設定租界，將西方城市規(guī)劃理念和管理模式傳入中國，也對城市圖提出了新的要求。隨著近代城市形態(tài)和功能變得復雜，清朝政府引進西方測繪技術，推動城市地圖不斷走向多樣化、專門化和近代化，清晚期出現(xiàn)了具有特殊目的和專門功能的城市圖。在新法繪制的城市圖大量出現(xiàn)的同時，光緒年間還出現(xiàn)了一些采用傳統(tǒng)鳥瞰畫法繪制的城市圖，或是雜糅經(jīng)緯網(wǎng)和計里畫方繪制手段的城市圖，反映了傳統(tǒng)城市圖在受到?jīng)_擊下的復歸和調適。到光緒晚期和宣統(tǒng)年間，隨著近代測繪制圖技術的全面引入、各地測繪學堂的建立和測繪人才的培養(yǎng)，繪制經(jīng)緯網(wǎng)的實測城市圖取代傳統(tǒng)城市輿圖的主導地位，中國地方城市地圖開始在整體上實現(xiàn)了近代化。

■ 蘇州碑刻博物館藏南宋《平江圖》（1229年）拓片。宋代出現(xiàn)“城市革命”，城市展開興筑熱潮，古代地方城市圖的發(fā)展隨之進入繁榮時期，圖中內容較漢唐時期更為復雜和豐富，并承擔起規(guī)劃營建的功能，《平江圖》為該時期的代表之作。

經(jīng)途洞達：古代交通圖

交通圖是描繪交通路線、道路設施及其管理運行的地圖，現(xiàn)存的古代交通圖多為明清兩朝所繪。古代交通圖主要是在皇帝巡游、開辟驛路、運輸漕糧物資、出使賜封以及民眾行商旅行的背景下繪制的。中國疆域廣闊，為了有效維護國家統(tǒng)一、傳達政令、推動經(jīng)濟發(fā)展，歷代王朝都重視水陸交通建設，創(chuàng)建了全國性的陸路驛站體系、連通歐亞大陸的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溝通中國南北的京杭大運河。在規(guī)劃巡游路線、開辟水陸交通、完善交通管理的實踐中，歷代政府官員與商旅繪制有不少交通圖。按照描繪對象的不同，可以分為陸路驛程圖、航海圖和內河航運圖等類型。

驛程圖主要是描繪陸路交通路線及沿線驛站、臺站、驛鋪、尖店等交通設施的地圖。全國性驛路、中原地區(qū)的崤函古道、西北地區(qū)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關中經(jīng)漢中通往巴蜀地區(qū)的蜀道等陸路，是古代陸路交通圖的重點描繪對象。按照繪制主體的不同，古代陸路驛程圖可分為官繪本和民繪本。從載體形式來看，古代陸路交通圖有刻本和繪本等多種形式，其中大型彩繪卷軸最為常見。現(xiàn)存具代表性的明代交通圖主要有描繪明初全國性交通驛站的官繪本《南京至甘肅驛鋪圖》、表現(xiàn)明代陸上絲綢之路的《西域土地人物圖》、反映明代中后期全國商路的民繪本《一統(tǒng)路程圖》，具代表性的清代交通圖主要有描繪乾隆帝南巡的《安瀾園至杭州行宮道里圖說》、表現(xiàn)嘉慶帝東巡東北的《圣駕回鑾行宮圖》、描繪清中期蜀道的《陜境蜀道圖》、表現(xiàn)晚清西北和西南交通的《喀什噶爾至甘州臺站圖》和《四川打箭爐至前后藏路程圖》等。隨著晚清鐵路和郵政系統(tǒng)的建立，表現(xiàn)鐵路交通和郵政網(wǎng)絡的地圖應運而生，反映了古代交通方式的近代化。

■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四川打箭爐至前后藏路程圖》（1901年）打箭爐至川西段，描繪了晚清時期西南交通的狀況。

航海圖是描繪航海路線、航向坐標、導航地物的地圖，分為航海圖和海運圖兩種類型。兩宋史籍中開始出現(xiàn)有關航海圖的明確記載，如劉豫曾向金熙宗進獻海道圖。明清兩朝在出使封貢、海運漕糧的過程中，繪制有以點線、島嶼和航船到發(fā)港為主要內容的越洋航路圖，如反映鄭和航海的《鄭和航海圖》，描繪東西洋航路的民繪本《大明疆理分野東西洋圖》以及刻本《西南洋各番針路方向圖》、《東洋南洋海道圖》等；以海運路線為主要內容的“海運圖”，如嘉靖《廣輿圖》中的海運圖，崇禎《皇明職方圖》中的《海運圖》，道光《海運全圖》等；以琉球封貢路線為主要內容的《封舟出洋順風針路圖》等，直觀表現(xiàn)了明清兩朝的航海、海運、封貢和海貿。

中國河湖眾多，內河航運歷史源遠流長。元明清各朝都重視發(fā)展京杭運河和長江航運，將南方經(jīng)濟重心的漕糧物資運送到政治中心京師北京，以維護國家的統(tǒng)一和繁榮。清代康熙帝和乾隆帝六次南巡，閱示黃運河工和江南海塘，留下了大量巡游路線圖和行宮分布圖。清朝中期，乾隆帝命云貴、四川官員對長江上游的金沙江段進行測繪，開拓金沙江航道，云貴和四川官員對金沙江上游兩岸航路進行測繪，繪制《金沙江上下兩游全圖》。乾隆、嘉慶年間，地方官員繪制反映武昌至?？诙伍L江航道的《長江航運圖》。這些交通圖不僅描繪了古代的京杭運河和長江航運，還表現(xiàn)了中國古代的地緣結構，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還因其巨幅長卷裝幀和形象繪法而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和藝術價值。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封舟出洋順風針路圖》（1756年），描繪清代的琉球封貢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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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文明傳播　　文明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