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疆吐魯番交河故城考察時強調，“要加強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不斷擴大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增強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中華民族有著悠久而燦爛的歷史文化，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條件，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論述，勢必會推動我國文物事業的快速健康發展。

吐魯番是一個享譽中外的綠洲城市，國人想到吐魯番第一印象便是那里瓜果飄香，高溫炎熱。吐魯番的葡萄、哈密瓜、火焰山、葡萄溝是當地對外宣傳的名片，但吐魯番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是絲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中華文化的瑰寶。

古城遺跡：彰顯文明多面相

吐魯番地處古代絲綢之路交通要道，是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轉站。已故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曾經說過，“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4個，即中國、印度、希臘和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目前研究這種匯流現象和匯流規律的地區，最好的、最有條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而在新疆最具代表性的地區當屬吐魯番。吐魯番位于吐魯番盆地，是中國內陸海拔最低點，這里夏季極端炎熱，熱量不易散發，全年降水量極少，平均年降水量僅為16毫米，而蒸發量則達到了驚人的3000毫米，正是這種得天獨厚的氣候、地理條件，大量的可移動及不可移動文物得以保存下來。

根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結果顯示，吐魯番境內不可移動文物遺址1491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3處，分別為高昌故城、雅爾湖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蘇公塔、阿斯塔那古墓群、臺藏塔遺址、坎兒井地下水利工程、洋海墓群、吐峪溝千佛洞、伯西哈爾千佛洞、阿薩古城、柳中古城、古代吐魯番盆地唐至清軍事防御遺址，其中世界文化遺產兩處（高昌故城、交河故城），以及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56處，區縣級文物保護單位314處。

可移動文物情況則較為復雜，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于國力孱弱，西方列強打著科學考察探險的名義對我國西北地區的文物進行了大肆掠奪，吐魯番是其中的重災區。先后有俄、德、日、英等國的探險隊在此進行了大規模盜掘，盜掘的文物以可移動文物為主，這些文物出自吐魯番盆地的古墓葬、古城址、石窟寺等，主要以紙質文書、紡織品、墓志、陶器為主，除此之外他們還對不可移動文物石窟寺中的壁畫進行了盜割。國外探險家的盜掘行為，致使大量文物流失海外，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主要收藏在德、英、俄、日等國的博物館、圖書館及科研院所。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進行了一系列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其中以阿斯塔那古墓群發掘成果最為重要，出土文物以文書為大宗，這些文書是反映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一手材料，能夠補充正史所闕，因此受到了國內外史學家的關注。進入新世紀后，國家對文物工作關注力度不斷加大，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后，吐魯番的考古工作迎來了井噴式的發展。較有代表性的考古工作有加依墓地、勝金店墓地、洋海古墓、吐峪溝石窟寺考古發掘，這些遺址及所出土文物所涵蓋的歷史時期從青銅——早期鐵器時期至清代，前后歷經5000余年，這些文物囊括了古代各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而像儒家文化、薩滿教、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等文化遺存則明證了新疆是多元文化交流匯聚之地，新疆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的，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吐魯番學成為絕學新領域

吐魯番學與敦煌學并稱為姊妹學科，皆為國際顯學。敦煌學是以敦煌藏經洞的發現為開端，以藏經洞所發現的文獻及莫高窟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內容涉及歷史、考古、語言、文字、藝術、音樂等專業。雖然吐魯番學的研究內容與敦煌學幾近相同，且二者同為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市，關系極為密切，這也是敦煌學與吐魯番學被稱為姊妹學的重要原因，但吐魯番學的研究對象較敦煌學更為廣泛，吐魯番學以吐魯番周邊的古墓葬、古城址、石窟寺及這些遺跡所發掘的出土文物為主要研究對象，內涵與外延無疑更加豐富。

吐魯番學能成為國際顯學，其背后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與原因。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的一些學者打著探險考察的幌子，在吐魯番及周邊大肆盜掘、購買文物，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物被劫掠至圣彼得堡、柏林、倫敦、京都、新德里等地，引起世界各國相關領域學者的關注，他們對這些文物展開了研究，發表了一系列成果，使之成為世界性的學問，時至今日國內外仍有大批學者對其保持著高度關注，投入了巨大研究熱情。

吐魯番學與敦煌學相比一向號稱難治，二者發展道路也有所不同。敦煌文獻雖然大部分流失海外，但畢竟有相當部分留在了國內，敦煌莫高窟的壁畫、雕塑保存得相對完整，加之近年來敦煌文獻數字化程度不斷提高，使得學者們可以足不出戶便可以利用敦煌藏經洞的資料，這給學界提供了相對完整的研究對象；吐魯番的情況與敦煌相比則復雜得多，數量眾多的吐魯番出土文獻、文物被掠往國外，就連石窟中的精美壁畫也未能幸免，這些流失海外的吐魯番珍貴的文物，由于種種原因，僅有少數得以公開，許多還躺在國外博物館與研究機構的庫房中，國內學者很難看到。雖然這是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造成的，但這也使得國內吐魯番學的研究缺乏實物和依據。敦煌學與吐魯番學雖被稱為姊妹學科，但20世紀前半葉我國敦煌學的研究是遠遠超過了吐魯番學的。

新中國成立后新疆相繼成立了自己的博物館及考古隊，吐魯番也有了文物保護管理所，對吐魯番境內的古城址、石窟寺等文化遺存及文物進行了普查與維護。特別是1959至1975年，為配合地方建設，在國家的資助下，新疆考古工作者對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進行了13次有計劃的考古發掘，出土了內容豐富的各類文物，時代上訖南北朝，下至唐代，以出土文獻為大宗。1975年，由國家文物局組織專家，以武漢大學唐長孺教授為首，對這批珍貴文獻進行整理，出版有十卷錄文本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后又出版了大四卷本的圖錄本。該書的出版，標志著中國吐魯番學的研究步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1983年，由季羨林等先生牽頭成立了全國性的研究學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吐魯番學的名稱得以確定，吐魯番學以此為契機得到了長足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吐魯番地區逐漸形成了專業的文物保護隊伍，有了吐魯番地區文物局，成立了自己的博物館，在各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建立了文管所。其間也進行了一些搶救性的發掘清理工作，及時發表考古簡報，并出版有《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吐魯番新出摩尼教文獻研究》《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畫藝術》等專著。200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成立，在吐魯番學的誕生地終于有了自己的吐魯番學研究機構，吐魯番學研究人才隊伍初步建立起來，迄今為止已經召開了五屆吐魯番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不斷地擴大了吐魯番學在國內外的影響。由吐魯番學研究院主辦的學術期刊《吐魯番學研究》至今已經公開發行26期，刊物及時刊布吐魯番學研究的最新成果，業已成為國內吐魯番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陣地，長期以來為吐魯番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忽視的學術貢獻。此外，吐魯番學研究院還積極與國內高校與科研院所開展合作，將近年來的考古新成果整理出版，主要有《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漢文佛教典籍》《新疆洋海墓地》《吐魯番晉唐墓地》等，及時的向學界公布了吐魯番考古的最新發現，為吐魯番學的研究提供最新研究資料。

吐魯番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對新疆的社會穩定及長治久安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吐魯番學為中國邊疆民族融合及多民族共同締造新疆歷史提供了清晰可靠的史實，同時又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給出了有史可依的正面回應，是對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謬論的有力駁斥。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心文物事業發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文物工作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總書記考察吐魯番，對當地文物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與期盼，吐魯番文物工作者將牢記總書記的囑托將吐魯番文物事業發展推向新境界。

（作者：武海龍，系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編輯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