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壽江

九月的績溪，山色如洗，云影徘徊。薄霧輕籠著徽嶺深處的村落，青瓦白墻在晨光中若隱若現，仿佛一幅未干的水墨長卷。

我們踏著微涼的石板路走進這片被群山環抱的土地，腳步不自覺地放慢——這里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古徽州一隅，更是文化血脈的源頭之一。而在這片土地上，有三個名字如星子般閃爍于歷史長河：龍川胡氏、胡適、胡雪巖。他們皆姓“胡”，皆出自績溪，卻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他們的故事，是家族的記憶，也是時代的縮影；他們的根脈，深植于這方水土的人文肌理之中。

績溪之名，始于唐代。績溪歷史上屬于徽州文化圈，是徽州府(地區)其中的一個縣，1988年1月才劃入宣城地區(市)管轄。《元和郡縣志》載：“因縣東有績溪，取其義以為名。”這條名為“績溪”的小河，蜿蜒穿城而過，滋養了兩岸稻田與人家。它不寬，也不長，卻像一條銀線，串起了千年的文明珠玉。這里的山，是黃山余脈，層巒疊嶂，松風竹韻；這里的水，清冽甘甜，潤物無聲。正是這般山水相依的地貌，孕育出一種既堅韌又靈動的文化氣質——外柔內剛，守正出奇。而這，恰與“三胡”之精神暗合。

要談績溪胡姓之起源，必先溯至龍川。龍川村，位于登源河畔，形似船舟，背倚龍須山，面朝筆架峰，風水極佳。據《龍川胡氏宗譜》記載，胡氏始祖為東晉散騎常侍胡焱。公元317年，胡焱隨晉元帝南渡，任新安郡太守，后見龍川山水秀麗、民風淳厚，遂舉家遷居于此，定居于“胡里”之地，自此開基立業，成為績溪胡姓之鼻祖。

胡焱并非顯赫世家出身，但他以清廉勤政聞名，尤重教育子弟。他在龍川設私塾，延請名師，教化鄉里。其子孫謹守家訓：“忠孝傳家遠，詩書繼世長。”這一傳統延續數百年，使龍川胡氏逐漸發展為徽州望族。唐宋之際，胡氏族人屢中科第，官至刺史、知府者不乏其人。至明代，更出了尚書胡富、少保胡宗憲等朝廷重臣，聲名赫赫。

胡宗憲，字汝貞，嘉靖年間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東南七省軍務，主持抗倭大計。他知人善任，提拔戚繼光、俞大猷等名將，運籌帷幄，終使東南沿海得以安寧。然而功高震主，晚年遭誣陷下獄，含冤而逝。直到萬歷初年才獲平反，追謚“襄懋”。今日龍川村仍存“奕世尚書坊”，雙柱三樓式石牌坊巍然矗立，雕刻精美，氣勢恢宏，為明代徽派建筑之典范，亦是胡氏榮耀的歷史見證。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錦濤同志祖籍也在此地，給龍川胡錦上添花，更是績溪人驕傲。

行走在龍川古村，腳下是被歲月磨得光滑的青石板，兩旁是馬頭墻高聳的老宅。一戶人家門前掛著紅燈籠，門楣上寫著“耕讀傳家”四字。一位老人坐在門檻上曬太陽，見我駐足拍照，笑著招呼：“你是來看胡家老屋的吧？”我說是。“我們都是胡宗憲的后代哩。”他語氣平淡，卻透著一股深沉的自豪。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謂家族傳承，并非僅存于族譜與碑文之中，更流淌在日常言語與生活氣息之間。

從龍川出發，沿著登源河逆流而上，便是上莊。這里是另一個胡姓支系的發源地——現代學者胡適的故鄉。如果說龍川胡氏代表的是仕宦世家的傳統輝煌，那么上莊胡氏則象征著近代思想啟蒙的破曉之光。

關于上莊胡，同行的績溪縣融媒體中心汪先生告訴我，上莊胡是李改胡。據考證，胡適所在的績溪上莊村胡氏家族確實存在“李改胡”的傳說，即其祖上曾是唐朝李氏皇族后裔。根據族譜記載，唐昭宗李曄的第十子李昌翼（字昌翼）在黃巢之亂期間被朱溫追殺，其父胡三公（宮廷近侍）為避禍將其改姓胡，并隱居徽州婺源考水（今屬江西）。李昌翼后裔遷至安徽績溪龍井村（今上莊村），形成“明經胡氏”支脈。 ?

要說上莊胡杰出代表人物當屬胡適。胡適，原名嗣穈，學名、洪骍，后改名適，字適之。其父胡傳（鐵花），曾任臺灣臺東直隸州知州，在甲午戰敗后憂憤病逝。胡適幼年喪父，由母親馮順弟撫養成人。這位出身農家卻極具遠見的女性，堅持讓兒子接受良好教育，甚至不惜借貸供其求學。她在胡適日記中寫道：“吾兒若成材，不負我十年苦心。”

1904年，十三歲的胡適離開績溪，踏上求知之路。他先后就讀于上海梅溪學堂、中國公學，后赴美留學，入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深受實用主義哲學影響。歸國后任教北京大學，倡導白話文運動，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

漫步上莊村口，一座白墻黛瓦的小院靜靜佇立，門額上題“胡適故居”四字。院內陳設簡樸，書桌、床榻、油燈皆依原樣布置。墻上掛著青年胡適的照片，目光清澈，神情堅定。旁邊展柜里陳列著他早年用過的課本、手稿復印件，其中一頁《文學改良芻議》草稿尤為引人注目。那是1917年發表于《新青年》的文章，首次系統提出“八不主義”，吹響了白話文革命的號角。

有趣的是，盡管胡適一生致力于打破舊禮教束縛，但他對家鄉的情感始終溫厚。他曾多次在文章中回憶績溪的山水與童年生活：“我在山野間長大，聽慣了樵歌牧笛，也學會了辨認各種草木蟲魚。”他還特別提到家鄉的“開口綠茶”，稱其清香撲鼻，“一杯在手，塵慮盡消”。這種對鄉土的眷戀，與其理性冷峻的學術形象形成微妙對照，令人動容。

值得一提的是，胡適雖出身徽商家庭背景，但他本人并未經商。真正將“胡”姓推向商業巔峰的，是另一位來自績溪的傳奇人物——胡雪巖。

胡雪巖，名光墉，字雪巖，本非生于績溪縣城，而是出生于績溪鄉下的湖里村，距龍川不過數十里。他出身貧寒，少年失怙，曾為錢莊學徒，憑借聰敏機變、善于交際，逐步積累資本，最終創辦“阜康錢莊”，成為晚清最著名的紅頂商人。

所謂“紅頂商人”，是指既有商業巨富身份，又被朝廷授予官職者。胡雪巖因資助左宗棠西征平叛、籌措軍餉有功，被賞布政使銜，從二品文官，戴紅頂戴，穿黃馬褂，一時權傾朝野。他的產業遍及金融、絲綢、藥材等領域，尤以杭州“胡慶余堂”國藥號最為著名。該藥店至今仍在營業，匾額為其親筆所題，“戒欺”二字懸于廳堂，成為百年商訓。

然而盛極而衰。隨著左宗棠去世，朝中靠山崩塌，加之洋行競爭加劇、資金鏈斷裂，阜康錢莊于1883年倒閉，胡雪巖被革職查辦，家產抄沒，兩年后郁郁而終。一代豪商，終歸黃土。

我在績溪縣城尋訪胡雪巖遺跡時，發現并無太多實物留存。當地人談起他，語氣復雜：有人敬佩其白手起家的膽識，也有人惋惜其晚節不保。但不可否認的是，胡雪巖的成功，深深植根于徽商文化傳統之中。

徽商，又稱“徽州幫”，興起于南宋，鼎盛于明清。由于徽州地狹人稠，“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男孩小小年紀便外出謀生，足跡遍布全國。他們以“賈而好儒”著稱，一邊經商，一邊重視教育，講究誠信經營，提倡“以義取利”。胡雪巖正是這一傳統的杰出代表。他曾言：“生意做得越大，越要講信用；錢財來得越快，越要守規矩。”這與胡慶余堂“采辦務真，修制務精”的經營理念一脈相承。

站在績溪博物館的徽商展區前，我凝視著一幅清代地圖，上面密密麻麻標注著徽商活動的城市：揚州、漢口、上海、北京……這些點連成線，織成網，勾勒出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輪廓。而在那無數姓胡的名字中，總有幾個來自績溪，帶著登源河水的濕潤氣息，走向遠方。

于是我想：龍川胡、上莊胡、湖里胡，雖同姓，卻分流而行——一支入仕途，執掌天下兵戈；一支執筆墨，喚醒民族心智；一支掌財貨，攪動時代風云。他們像是三條支流，在不同的歷史河道中奔涌向前，卻又共同匯入中華文明的大江大河。

而這三條河流的源頭，都在績溪的青山綠水之間。

秋天的登源河泛著金光，兩岸稻谷成熟，空氣中彌漫著谷香與桂花香。我坐在河邊一塊巖石上，看幾只白鷺掠過水面，遠處農夫牽牛歸村，暮色漸起。此刻的績溪，寧靜得如同千年之前。

可我知道，這份寧靜之下，藏著驚濤駭浪般的歷史回響。胡焱種下的那棵家族之樹，歷經風雨，早已枝繁葉茂。它的根，扎在泥土里；它的葉，伸向天空中。

胡適曾在《四十自述》中寫道：“我是安徽徽州人。”短短一句，飽含深情。他沒有說“我是中國人”，也沒有說“我是北大人”，而是選擇了那個最原始的身份標簽——籍貫。因為無論走得多遠，飛得多高，一個人的精神坐標，終究錨定在出生的那片土地上。

同樣，當我們談論胡雪巖的成敗、胡宗憲的忠奸、胡適的是非時，也不能脫離績溪這一地理與文化語境。這里的宗法制度塑造了家族凝聚力，這里的書院教育培養了人文素養，這里的山水環境熏陶了審美情趣。正是這一切，共同鍛造了“三胡”的人格底色。

如今的績溪，已不再是閉塞山鄉。高鐵通達，公路縱橫，游客紛至沓來。龍川成了5A景區，胡適故居迎來絡繹不絕的訪客，胡慶余堂的藥材依然暢銷南北。但真正的文化遺產，不在旅游手冊上，而在人們的生活方式里。

晚飯時分，與我同桌的績溪文友胡老師，自稱是胡開文墨莊后人。席間談起祖先，他說：“我家祖上做墨，講究‘輕膠十萬杵’，一絲都不能馬虎。現在我也開店，哪怕一碗豆腐湯，也要用本地黃豆，自家發酵，絕不偷工減料。”我點頭稱是。這何嘗不是另一種“戒欺”？

夜深了，我住在一家徽派云居酒店民宿里。窗外月光灑在馬頭墻上，宛如舊時紙硯間的墨痕。我翻開帶來的《龍川胡氏宗譜》影印本，指尖滑過那些泛黃的字跡：“凡我子孫，務宜敦倫睦族，勤學修身……”

忽然明白：所謂姓氏起源，不僅是血緣的追溯，更是價值的傳承。胡姓之所以能在績溪綿延千年，不僅因為人丁興旺，更因那一份代代相承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探訪績溪，盡管是第二次，卻讓我流連忘返。尋三胡之跡，實則是尋找一種精神的源頭。它不在廟堂之高，亦不在江湖之遠，而在山水之間，在人心深處，在每一個平凡日子的堅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