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時節，濱海新區“全國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隊迎來一次不同往日的任務——乘船，出海勘測。

　　“之前‘四普’實地勘測的都是建筑、墓葬、遺址這些地上地下不可移動文物，到海上普查還是頭一回。”當天早上，在隊伍集合地，濱海新區文物保護與旅游服務中心工作人員鄭秋悅一邊招呼著同事，一邊和記者聊起來，“這次咱要去的是濱海新區‘四普’唯一的海上普查點位——大沽燈塔。”

　　一座建于上世紀70年代的現代化燈塔，為何稱之為文物？

　　“要說大沽燈塔，那得從一百多年前的‘大沽燈船’說起。”普查工作隊里年齡稍長的李剛說。1860年，天津開埠，塘沽成了華北地區的重要通商口岸，航行員們提出應在大沽口設立航行標識以保證船只進出港口的安全。1878年，天津海關將一艘躉船改為燈船，泊于大沽攔江沙外，始稱大沽燈船。

　　時光荏苒，大沽燈船幾經改造，受技術局限，仍存在抗風浪能力差、燈光射程短等弊端。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天津港的不斷發展與技術的日益提升，建造一座助航功能更全、設施條件更好的外海燈塔成為航行必需。在大沽燈船啟用100年之后，我國自行設計、建造的第一座海上燈塔“大沽燈塔”，于1978年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

　　大沽燈塔位于渤海灣天津港大沽口錨地、距新港船閘13.3海里（24.6千米），塔高38.3米。幾十年光陰流轉，它昂然屹立海上，指引八方航船。

　　“從普通的六等定光燈，到燈高35.6米、射程17海里（31.4千米）的現代燈器，大沽燈塔見證了天津海洋文化百年發展歷程。它標志著中國助航技術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填補了中國在開敞式海域建設孤立建筑物的空白，也為在外海興筑水工構筑物積累了經驗，是中國助航技術發展的典型代表。”大沽燈塔的故事，鄭秋悅和李剛一直講到大家登船。

　　上午9時許，船只緩緩駛離碼頭。

　　船艙一層有沙發，鄭秋悅剛坐定就拿出他們的“四普”專用設備——高精度北斗定位儀，和同事郭宇一起調試。這次海上勘測，李剛、鄭秋悅、郭宇三人是“70后、80后、90后”組合，分工合作，安排有序。“用這個設備拍照，照片下邊會自動顯示坐標。我們要圍著燈塔在不同位置打下坐標點，在地圖上勾勒出文物輪廓范圍。”他們邊操作演示，邊說起工作計劃。

　　船艙二層是駕駛艙，掌舵的趙家振已經開了40多年船，大家都喊他“老趙”。六旬漢子指著操作臺上好幾個屏幕給記者介紹：“現在開船跟開車一樣也有導航，但是以前不行啊！那時候用海圖和羅經只能找到大概位置，所以從外邊回來，遠遠地就找這個燈塔，朝著燈塔方向開，一準兒能找著‘家’。”

　　一路風平浪靜。記者正在慶幸沒有暈船，誰知臨近11時，船體突然晃得厲害。老趙說，船已駛出主航道，正式進入錨地。大家想去甲板上透透氣，剛站起來就被晃得又坐了下去。

　　顛簸了好一陣，忽聽船艙外有人喊“快到了”，大家頓時來了精神。拿好定位儀，帶上照相機，普查員們興奮地走出船艙。甲板上，海風并不溫柔，放眼望，海水無邊無際。而就在波浪起伏間，一座紅白相間的燈塔已越來越近。

　　不一會兒，高聳的大沽燈塔已近在咫尺。普查員們走到船頭，開始拍照、測量坐標信息、繪制文物邊界。駕船經驗豐富的老趙則當起普查員們的“技術底座”，讓船只盡量緩慢平穩地近距離圍燈塔繞行。

　　“‘四普’的文物信息登記表與‘三普’時期相比，‘GPS坐標’變成了‘本體邊界坐標’。”郭宇向記者講解，“這種‘從點到面’的擴展，意味著我們不僅要確認文物的位置，還要更準確地記錄、描繪文物的構成和范圍。這個變化也充分說明了‘四普’對文物本體認定的精確度和全面性都在提升。”

　　眼前巍峨聳立的大沽燈塔，主體顏色紅白相間，塔頂有6面紅色壁板，相間有金黃色的花格窗，莊重樸實。

　　望著這座燈塔，鄭秋悅感慨道：“大沽燈塔的現狀與‘三普’時相比，沒有發生變化，根據前期走訪我們也得知，文物使用人盡職盡力做好了燈塔的日常維護和保養。”

　　近午時分，鄭秋悅在船頭朝駕駛艙揮揮手，豎了個大拇指，“都好了”，大沽燈塔“四普”勘測順利完成。

　　當船頭調轉，所有人情不自禁地回過身，再次望向燈塔——塔頂，鮮艷的五星紅旗迎風飄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