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萬人口的生生死死，都將在它的安靜注視下永恒流轉，這寂靜無聲中，包含著對人類命運的哀嘆與感傷，遠甚于一切語言、一切喧囂、一切聲響。

文|錢楊 采訪|錢楊 李天波 余佳薇

攝影|曾翰 策劃&編輯|林天宏

編輯助理|衷聲

北京城里大約有40多位急救車擔架工，但自稱“尸神”的只有眼前這位Z先生。他生性謹慎，不愿留名，對活人的恐懼似乎超過對死者的。從業3年，他保持著一年360天，每天12小時的工作節奏，抬過的死者數以千計。最多的一天，他隨車出動5次，來到4個不同的死亡現場，將遺體抬走。這其中包括一個澡堂塌陷后壓死的赤身裸體的男子；一個與同伴打鬧追逐，被尚未通行的天橋上一根比筷子更細的鐵絲勒死的小學生；一個全身大面積燒傷的中年男人，在救護車上一路跟他念叨，告訴他自己母親多大，孩子多大，自己無論如何不想死；以及一個被高速駕駛的摩托車甩飛的年輕女子，臨死前她堅決地說：“先救我老公。”

Z先生見識過各式各樣的死者，但最后他們都會變成擔架上那具蒙著白布的人形輪廓。他從不關心這些人的名字、死因和其他信息。在救護車里他常強迫自己把臉轉向車窗外，想想自己到底有多落魄，才會干這樣一份晦氣的、日均收入僅67元錢的工作。

命運的無常在這座城市里展現得淋漓盡致，甚至有些人走在馬路上也會突然死去。應該是在400多條市管（及以上）道路上，分布著大約192萬個井蓋，下方是縱橫交錯的市政管道。井蓋故障已造成至少1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個2秒鐘內徹底消失在母親眼前、至今沒有找到遺體的3歲男孩。而28歲的市民楊二敬，遇上了馬路塌陷，墜入一口200攝氏度的熱力井后被燙死。

北京的公交車司機除了謹慎行駛，還要防備在北京的立交橋或過街天橋上徘徊尋死的人。過去10年里，至少有18人從橋上飛身躍下。運通107路的司機就曾在一聲巨響后，目瞪口呆地看著車前躺著一個滿臉是血的年輕人。而砸中300路內環的小伙子則長時間趴在車頂，直到聞訊趕來的10名民警將其抬下。

這座城市的邊緣有綿延600公里的野長城，至少有10人因攀爬而死，被發現時遺體通常掛在懸崖下方的某根樹枝上。一對新婚夫婦的死因是遇到雷擊，而一個下山時因抄近路誤入野生動物園的年輕人，跳下柵欄便命喪虎口。

北京大約15萬人有嚴重精神障礙，他們已造成了不少于10人的死亡。一名50多歲的女士曾被一個精神病患者突然拉開車門，一刀扎死；另一名50來歲的抑郁癥患者，自制了23支手槍（其中14支有殺傷力），殺死了自己的父母和一位保姆。

在這座人口近2000萬的超級大都市里，平均每天有241人死去。在各類非正常死因中，道路交通傷害居于首位。平均每天，北京約有2.5人死于交通事故。每年大約15人死于闖紅燈，而8人死于互不相讓。過去3年，北京至少25人死于狂犬病。

無論死于何時、死于何地、死于何因，絕大多數死者都要在這座城市的12家殯儀館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然后在高溫火焰中，成為一堆主要成分是磷酸鈣的灰燼。

八寶山殯儀館遺體接送隊的21位員工，每天從城市的各個角落接來大約60具遺體。通常他們需要在早晨8點前完成工作，因而常常在5點就自然醒來。他們首要的任務是讓情緒激動的家屬冷靜下來。古學軍的經驗是穿過吵鬧的人群，尋找一位冷靜旁觀的長者，這位通常是能夠喝停混亂場面，當家做主的。行駛在路面時，如果哭泣的家屬堅持拋撒紙錢，他就要停下靈車，心平氣和地一張張撿起。

在過去34年里，遺體整容師劉瑞安曾給不少于20萬人做過火化告別前最后一次整理。有的只是修飾，撲粉畫眉即可。但有的幾乎需要把支離破碎的人體重新組裝，最極端的情況包括借助材料為死者捏出一個腦袋。一個送來時穿著Dior大衣的墜樓而亡的年輕姑娘，躺在一天收費800塊的單體冷藏間中已超過一年。家人在房間里掛上華麗精美的唐卡，并定期送來大閘蟹之類的祭品。

劉是目前八寶山最資深的整容師，他承擔了自鄧小平以來所有國家領導人的遺體整理工作。10多年前，為一位身份重要的逝者整理遺體，成為他職業生涯的轉折點。干了三天三夜，將全身至少40處菜刀砍成的傷口處理得妥妥帖帖。全國勞模，五一勞動獎章，媒體采訪在這之后紛至沓來。“你把工作干好了，這幫人還是能瞧得起你。”他說。也有為難的時候。比如一位領導人的家屬，要求他將逝者化療后為數不多的頭發做成生前標志性的菊花頂造型。

姓名：劉瑞安 年齡：54歲 籍貫：北京市

職業：北京市八寶山殯儀館首席遺體整容師

在八寶山，死亡是太陽底下最不新鮮的事情。每個早晨都有聲嘶力竭的人哭泣告別。但也有一些消解悲傷的舉動。為了送別一個狂愛藍精靈的小男孩，這里曾舉辦過一個以藍色調為主題的告別儀式。“在那山的那邊，海的那邊，有一群藍精靈……”的主題曲在儀式上伴著哭聲循環播放。

金牌葬禮司儀黃子毅需要把握告別式的整體氛圍。在適合的時候調動家屬的情緒，但又不能讓家屬過度悲傷而場面失控。有時候這個1987年出生的年輕人觸景生情，也忍不住隨著家屬一起哭一陣。“活人比死人麻煩。”工人們常說。有孕在身的葬禮策劃師陳晨曾耐心勸說一位要求提供10臺麻將機和一套KTV設備的家屬打消念頭，實際一點。她被罵得最多的話是“你是不著急，死的又不是你們家人”，以及“這也要錢？”

距離告別廳幾十米的火化車間，平均每年要焚化2萬具遺體。這里擁有15臺火化爐，包括一臺使用不算頻繁的領導人專用爐。火化工們會在遺體入爐瞬間冷靜地攔住那些突然嚎哭著撲上去的失控家屬。大多數死者會在50分鐘內、1300度爐膛溫度下燒成白色、粉色或綠色的灰燼。如果逝者死于肝硬化、肺癌，身上已經沒有什么脂肪，火化工需要花上一個半小時聽著火化爐“嗚嗚嗚”的聲音，等待其緩慢燃燒。火化工的技術含量體現在對風量和火柱的控制之上。有時，他們會停下鼓風，用爐膛的高溫將一個本不會留下什么骨灰的3歲孩子遺體烤出一些粉末，以安慰某對年輕的夫妻。他們曾遵循家屬要求，將一位死于難產的孕婦和她出生即死去的孩子一起火化，然后又被要求將二人的骨灰分離開來。

一些看似平常的隨葬品會把工人們置于危險境地，最常見的有酒壺、收音機里的電池、手心握著的子彈和高溫下從身體里“蹦”出來的心臟起搏器元件。有時事情超出了他們的控制范圍。當發現一個由敬老院開具死亡證明的30歲年輕人沒有腦袋時，他們報了警。他們可能犯下的最大失誤是燒錯人或給錯灰。早些年，這將扣掉一個工人半年的獎金。而如今，計算機系統精準地控制著從遺體接送到火化成灰的全程，死者在進入八寶山殯葬流水線之時即擁有一個專屬條形碼來識別身份。

“眼光長遠”的警語也適用于這個行業。因為提前加寬加高爐膛，他們才在上個禮拜成功地將一位400來斤的外賓遺體推進爐膛。對于身材過于高大的死者，比如籃球運動員的遺體，他們暫時沒有太好的辦法，只能將其解凍后把胳膊腿兒輕手輕腳捼一捼，蜷一點起來，試試能否放下。“得講人性化。”火化室主任張磊強調。火化工人見多識廣，他們了解各地甚至各國的風俗，工人王元元曾親眼看到一個日本人將死者骨灰擱在電飯鍋里端走。雖然他打心里覺得這個容器實在差點意思。

八寶山火化車間，一位逝者的遺體正在火化。愿逝者安息

東二環邊一家醫院的太平間看門人劉先生，守著一個只有兩組冰柜的太平間，12個他稱為“抽屜”的遺體冷藏柜從未滿員。他提起其中一個“抽屜”里因醫療糾紛已經冷凍3年的70歲老人。上一次打開抽屜拉開米黃色尸袋是去年夏天，他看了看老人在零下12度中凍著的臉，拿了根小木棍在身體上四處敲敲，確認他沒有腐爛和化凍。制冷故障是劉先生最擔心的問題，只有壓縮機清脆的啟動聲和排風扇“呼呼”的轉動聲一直在耳朵里，他才覺得安心。大部分時間他都在等待床頭那個只與醫院科室和殯儀館保持聯絡的紅色電話驟然響起。安靜的日子，他常常借電腦打發時間，辦個農場，開個餐廳或掐好時間偷別人地里的菜。

北京的7400多名消防隊員，是最常與死亡打交道的人群之一。望京消防中隊是這個城市現有的120多個消防隊伍中相對年輕的一支。他們管轄著高樓林立、地下室密布的15平方公里區域，還需要定期檢查所屬的1120個地下消火栓。他們常常接到清理死亡現場的任務。有時，他們需要處理一具180厘米長的身體燃燒后剩下的一截黑炭。那是一個凌晨坐進出租車副駕駛，在車行至東大橋時往自己腦袋上澆了一瓶酒后，把自己點了的男人。他們中也曾有人鉆進京承高速上一輛擠壓變形的SUV，將四處飛濺的軀體一塊塊撿進塑料袋。去年冬天，4位隊員輪番干了半個小時，才將幾位遇難者從大白菜堆里扒拉出來。載著他們的大卡車追尾了一輛裝有數噸白菜的皮卡，擋風玻璃碎裂，大白菜瞬間涌進車廂將人掩埋。

幸運的是，這個消防中隊至今未有人員殉職，他們過著日復一日少有變化的日子。然而消防車庫的大門前高懸的紅色橫幅，號召每一個隊員向石景山某商場大火中殉職的劉洪坤和劉洪魁兩位消防隊員致敬學習。“再大的火，再那什么，沖，就這樣。”有著14年救火經驗的隊員解建鋒說。

望京中隊的4位消防隊員展示的分別是搶險服、隔熱服、滅火防護服和重型防化服。北京“7·21暴雨”后，他們還配備了皮劃艇

北京有1500多家喪葬用品店，62歲的崔淑華是店主之一。這位家在北京門頭溝龍泉霧村的農婦，帶領兒子和媳婦兒，經營一家門類齊全的喪葬用品店。在這個半山上的農戶家，你可以買到的東西包括300塊錢一套的三缺一麻將桌，220塊錢一架的直升機，以及作為主打產品的70多種花色的純手工壽衣。不過城市居民越來越不興這個，她的生意也越來越不好。不過，她還是很高興兒子繼承了癱瘓在床丈夫的紙扎手藝，她希望媳婦兒能繼承她的裁縫活兒，但媳婦兒不樂意。“有什么看不上的，”她抱怨，“我干這個，上帝還說我好呢。”

崔淑華量體裁好一套壽衣要1個小時。之后，她將技術含量較低但費事的后續工作交給她新招的工人47歲的廖阿姨。5天前在菜市場看到招工廣告上寫著“做棉衣”，她就搭了4站公交車來了。她挺滿意做完一套壽衣（包括衣褲和棉被）能得到90塊錢的薪酬，雖然也知道它們擺上貨架時會標上4位數的價格。她滿意慢吞吞的工作節奏。之前，她曾在做白大褂的工廠待過，但適應不了冰冷疾速的電縫紉機，手指一不留神就被扎個窟窿。這會兒，她曬著窗外漏進來的一點陽光，慢悠悠地踩著老式縫紉機說，“做一條是一條嘛。”

姓名：崔淑華 年齡：62歲

籍貫：北京市門頭溝龍泉霧村

職業：喪葬用品店老板

前媒體人王丹擁有著北京殯葬行業中也許最先進的經營理念。他和兩位朋友合伙開設的“彼岸”喪葬用品店，擁有著別樹一幟的透亮風格，店面設計與連鎖咖啡“雕刻時光”出自同一位藝術家之手。一位本打算在古玩店淘一兩個手把件的客人，在發現一個又一個骨灰盒后，才意識到自己來錯了地方。“彼岸”售賣的隨葬品中，有紙質的iPad和iPhone4S，也推出了骨灰做鉆戒和送骨灰上太空的合作業務。一位30多歲的女士花了11萬，用母親、妹妹、去世的父親和自己加起來總共兩個煙盒的頭發定制了一枚0.8克拉、一枚0.6克拉的鉆戒。一位年輕時做過飛行員的老太太，有意愿在將來把自己的骨灰拋入太空，一位科幻迷也作此打算。王丹說，就目前而言，他可以為他們提供環地、奔月、追日3種太空葬服務。

姓名：王丹 年齡：33歲 籍貫：北京人

職業：“彼岸”殯葬電商合伙人

中華遺囑庫為60歲以上的老人提供遺囑登記、保存的免費服務。負責人陳凱在遺囑庫試運行第一天8點半到達辦公地點時，發現70多位老人已經自發地發完號，排隊等待開門了。一年過去，大約3萬人向遺囑庫預約了時間，已經排到2017年，少數老人在等待中死去。陳凱說，95%以上的老人都為如何處置房產而焦慮。一位70多歲容易激動的大爺在遺囑里申明房子不給兒子，“他太壞了”。因為擔心兒子覬覦，他甚至將房產證縫在自己的衣服里。立完遺囑后，他大大方方地接受了媒體的采訪，沖著攝像機鏡頭說自己頭不昏了，腿不疼了，心里一塊石頭落地了。

臨終醫院是臨近死亡老人的集中之地。平均每年，有300位老人逝于北京大興區這家臨終關懷醫院的200張病床上。包括院長、醫生、護工在內的多人，在回答此時此刻有多少位老人時都頗為猶豫，因為死亡幾乎天天降臨。

心理師張鐫文找不到詞來形容即將死去的老人身上散發出的那股他們自己察覺不到的氣味。臨終前的老人，對于她依賴強烈。一位老人因為死去的烏龜對著墻壁哭泣了一天，直到她買來另一只。兩天沒見到她的老人曾氣沖沖質問她，“你上哪兒避風（東北方言）去了？”一個已經去世的臭脾氣老人，生前最愛站在陽臺上高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以希望有人關注他。老人們總是談論過去而非現在。一位患了阿爾茨海默綜合癥的陳姓老人跟每一個來看她的人反復念叨，自己當年做過周恩來的舞伴。

姓名：王靈敏 年齡：40歲 

籍貫：河北深州

職業：北京萬明生命醫院護工

在某些時候，死亡也有等級之分。有著“地下中南海”之稱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著32500多份國家領導人或元帥功臣的骨灰。北京市委23年前將入住級別由縣團級提升為司局級（師職）后，這個數字以年均約1000的速度增加。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骨灰擺放按照生前級別，因此很多革命家與領導人和他們的妻子不能合葬，例如陳毅和夫人張茜就未能同處一室。但八寶山在2006年開始允許領導人跟配偶合葬。300平方米的任弼時墓占地最大，而林徽因的墓則被祭掃最多。“文革”中被毀壞最嚴重的是瞿秋白的墓，因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墓地一度被幾百名紅衛兵揮鎬夷為平地。骨灰堂內，康生和謝富治的骨灰盒，遭到其他逝者家屬的唾棄和破壞，后經批準遷出。中一室在八寶山革命公墓28間骨灰室中地位最為顯赫，朱德元帥的骨灰盒放在迎面正中的101號位置。陳毅元帥對應的是44號。而八一南昌起義總指揮賀龍元帥的骨灰盒，據說恰好被安放在編號為81的位置上。

老紅軍骨灰墻。八寶山革命公墓至今存放了32500多份骨灰

車隊司機楊戰旗專門負責接送省部級以上的官員，只要他一出車，八寶山殯儀館承接的都是“重大治喪服務保障工作”。這位40歲的退伍士官樂于談論自己第一次單獨執行并圓滿完成任務的情形。當他穩穩地駕駛進口的碧蓮牌靈車，穿過鋪天蓋地的閃光燈，將載有鄧小平夫人卓琳女士的遺體的靈車，準確地停在八寶山大禮堂前規定的某個點5厘米誤差的范圍內時，站在一旁的單位領導松了口氣，朝他豎起大拇指。在一次座談會上，一個高級官員特意對他說：“為首長開專車的小同志辛苦了。”

姓名：楊戰旗 年齡：40歲 

籍貫：河北石家莊 

職業：北京市八寶山殯儀館遺體接運工

對于這座建都已有800多年歷史的城市來說，這些其實都不是什么新鮮事。從元朝開始，在這座城市里已經死去了40個皇帝，以及數百倍于此的高官、富商、名士，他們經歷過舉國哀悼的風光葬禮，他們的陵墓規模浩大，神秘莫測，坐落城市四周風水之地，成為這座城市的代表之物。但無論生前還是死后，明朝將軍袁崇煥都是特殊的一位。

袁崇煥被崇禎皇帝下令磔刑（肢解軀體）處死后，他的佘姓部下將其頭顱埋于現在東花市斜街52號院內，命子孫世代在此陪伴。

對于此后18代佘家人來說，是袁崇煥的忠義精神，支撐他們為其守墓近4個世紀。佘家第18代守墓人佘幼芝的深褐色戶口本中，職業一欄里直接寫上“看墳”。

在作為守墓人的40多年里，佘幼芝沒有停止跟破壞袁墓的人“戰斗”，包括不時把鉛球砸進院子五十九中的學生， 一位試圖把袁墓鏟平為操場的校長，以及“文革”時挖墓砸碑的紅衛兵。但現在，75歲的佘幼芝為自己將成為最后一代守墓人而傷心不已。她唯一的兒子在11年前為守墓奔忙時死于意外。骨灰被她送往廣東東莞，置于袁崇煥的衣冠冢旁，以這種方式繼續守護。自2002年因修繕袁祠被迫搬出后，佘幼芝至今未能如愿遷回。她郁郁寡歡，說起時情緒激動不住流淚。回想過去隆重的祭拜儀式，臥病在床的佘幼芝會稍微舒緩一些。那時她每次都會準備一塊長方形的醬肉，和一只雞冠必須特別漂亮，頭高高昂著的花公雞。

景山公園最著名的景點“崇禎自縊處”。這棵也歪著脖子的老槐樹已經不是當年歷史中的同一棵。

距離袁崇煥祠西北方向約5公里，是崇禎自縊之處。李自成攻破京城之日，這位明朝最后的統治者，吊死在北京城中軸線最高點的一棵槐樹之上。370年過去，景山公園里那棵向東歪斜的低矮老槐樹，已是后世補栽，但對于花上2塊錢公園門票特意前來觀瞻的人們，這個替代品依然具有某種象征意義。2000萬人口的生生死死，都將在它的安靜注視下永恒流轉，這寂靜無聲中，包含著對人類命運的哀嘆與感傷，遠甚于一切語言、一切喧囂、一切聲響。

▎本文首發于《人物》雜志4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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